很多人也都意識到了，如今文學已經分裂為兩個場域，其一是獻媚路線的大眾文學，熱鬧非凡，形成一餐餐庸眾的饕餮盛宴，其二是文學唱在場權力者和精英掌控的嚴肅文學，只有少數人在自娛自樂，甚至茍延殘喘。就比如《延河》，作為一份老牌的文學刊物，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發行量一度達到十幾萬冊，但現在的發行量每月只有6千到8千冊。而現在是娛樂化文學（或稱之為大眾文學）的一支獨大，使得文學所謂的神圣性盡失。作為快餐式消費品的大眾文學與文學“藝術行為”，在市場上大行其道，詩人賣身、作家裸奔、文人干架等等，就是獻媚路線的鮮活案例。

這些行為將文學進一步推向市場，用娛樂化打扮文學，甚至紛紛搶占高地，發行量、收入、出書速度等，都是許多著名的體制內作家所不能企及。他們身上體現了幾點：商業化——在市場上翩翩起舞；膚淺化——娛樂至死。而號稱堅持純文學寫作等類型的作家，更由于某種自戀式的堅持，把作品當作囈語的后花園，不接地氣。這些嚴重時代滯后感，不僅消解了體制內的作家合法性，更日漸讓文學失去幾代人的“感冒”，70后的一部分，80后的大部分，90后的幾乎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