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歲，黃萱與北平協和醫學院博士周壽愷結婚。婚后的黃萱走著傳統女性的人生道路，在家相夫教子。不久，抗戰爆發，黃萱隨丈夫輾轉于貴陽、四川等地，流離八年。1945年5月，黃奕住病逝，留給最疼愛的女兒一筆遺產。1950年，周壽愷受聘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前身）醫學院，舉家遷到廣州。這時已經沒人知道，周的岳父曾在二三十年代為嶺南大學捐過巨款。黃萱終于在她四十歲那年踏入了令人向往的大學校園，一圓少女時代的夢想。

由于仰慕陳寅恪的學識，黃萱經常走進已經失明只能在家上課的陳教授的家聽課。陳寅恪一生始終恪守著“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準則，當他知道黃萱的家世和在抗戰期間與自己相似的流離失所的遭遇后，毅然向中大提出由黃萱這樣一個沒有大學學歷的人擔任他的助手的要求。在征得黃萱同意后，1952年11月22日，中山大學聘任了黃萱為陳的兼職助教。說來也巧，1953年夏，陳寅恪一家搬到周壽愷家的樓上，即東南區一號二樓，從這一年起，陳寅恪在那里度過了漫長的十六年。通過陳寅恪的口述，黃萱的記錄，《論再生緣》正是寫于這段時期。應該說，這是一部陳寅恪生命情感宣泄的最暢快的奇異之作。

1955年，陳寅恪借《元白詩箋證稿》一書重印之機，在附記中特別指出該書的修訂有賴于黃萱的幫助。黃萱，第一次為學界所知，其名字第一次與陳寅恪聯接在一起。

黃萱作為中山大學助教，陳寅恪的助手與陳合作十數年。在陳寅恪1964年對黃萱的工作鑒定意見（唐筼代筆）中，可見黃萱對陳寅恪的幫助是那么的巨大，鑒定全文如下：

關于黃萱先生工作鑒定意見

一、工作態度極好，幫助我工作將近十三年之久，勤力無間始終不懈，最為難得。

二、學術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聽之資料全是中國古文古書，極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錯誤。黃萱先生隨意念讀，毫不費力。又如中國詞曲長短句亦能隨意誦讀，協和韻律，凡此數點聊舉為例證，其他可以推見。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三、黃先生又能代我獨立自找材料，并能貢獻意見修改我的著作缺點，及文字不妥之處，此點尤為難得。

總而言之，我之尚能補正舊稿，撰著新文，均由黃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幫助我便完全廢人，一事無成。上列三條字字真實，絕非需語。

希望現在組織并同時或后來讀我著作者，深加注意是幸。

陳寅恪 64.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