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中國房地產學會執行會長、北京房地產學會常務副會長陳貴撰文表示，北京想成為國際化水平的都市，必須要有生態門檻。馬路上的車子檔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質整體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來不能太容易。北京人口激增必須得到有效控制，還要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所以，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價不能再降了，10萬以下的車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質和低學歷等群體數量不能再增加了。加大一切在京成本是唯一的生態門檻。（京華時報10月15日）

不知陳貴是否將自己定位于何種群體，也不知憑借他的薪資，是否支撐得起他描繪并力挺中的“三高”。設若陳貴的這一謬論成立，那么不單單是陳貴所在的北京，國內那些正身陷“大城市病”無以自拔者，均可視之如靈丹妙藥，大肆清理所謂的特定對象。而善于模仿的更多中小城市亦可照本宣科，亦可假以更多有助于提升本地形象的堂皇理由，將那些“低收入、低素質、低學歷”群體拒之于城外。當這些低薪者被趕走后，北京的那些環衛、保安等工作崗位，是否有高學歷、高素質者趁勢補位。

退步講，即便不問這些“三低”人員的真切感受，到底哪些人有權利有能力居住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呢？以房價為例。據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7月份公布的信息，該市四環內房價均價逼近3.5萬元/平方米，五環內均價也達到了1.5萬元/平方米，一套房子動輒上百數百萬元，到底有多少工薪階層，也包括公務員隊伍，能夠承受得起如此高昂的房價呢？這還不談塞滿馬路的龐大汽車消費群體。不能不提的事實是，正是由于無法容忍房價和生活成本節節飚漲，昔日的高收入、高學歷、高素質的白領群體也倍感壓力，不得不作出逃離“京滬廣”的無奈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