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講，相較過去，在網絡、短信等技術手段推進下，群眾監督環境有了很大改善。這是一種事實，但并不意味就與社會發展尤其是公眾權利訴求相適應。回到社會層面來看，公權掌握更多社會資源這是不容置辯的事實，群眾監督本身就處于權力和信息不對等的弱勢地位，倘一味苛求群眾監督的事實精準性，這到底有利于保護群眾監督積極性，還是努力“呵護”公權，對群眾監督的瑕疵錙銖必較，想必不言自明。

具體到商洛何鐵虎等人對張佰慶的起訴，法槌到底會給公眾一個怎樣的監督環境，到底是選擇包容群眾監督的瑕疵，還是吹毛求疵，要求群眾監督必須確保證據確鑿，以儆效尤，這是舉報信作證據是非問題這外，另一個有待法律明確界定的關鍵問題。（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