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起，河南省平頂山市將“幸福指數”變化情況作為考核官員的內容之一。就一些群眾感到“被幸福”的問題，平頂山市統計局局長牛繼慶指出，“幸福指數高并不代表每個公民就幸福了，這只是通過統計學來測量一個地方的社會綜合發展狀況”。他強調，沒讓市民參與幸福指數統計，也是出于這個考慮，“把所有個體感受都加進來，都沒法做指數了。”（河南商報11月29日）

興致沖沖地搞了個“幸福指數”，賺足了眼球，實際上對群眾個體感受卻又如此抗拒抵觸。難道群眾是否感到幸福，公權亦可一手包辦？如果沒有普遍個體的深度參與，這樣的“幸福指數”評價體系，到底是想反映真實的民意，還只是為了給政績增光添彩呢？

相較于過去“GDP掛帥”式的政績評價方式，平頂山市引入“幸福指數”概念無疑體現了一定的進步意義。不過，這個30多年前發端于喜馬拉雅山南麓小國不丹的評價機制，其實際操作模式并非平頂山公權包辦式的一騎絕塵，反倒自始至終極為尊重個體民意，積極引入群眾的意見。如在心理幸福方面，指示器包括祈禱的頻率、冥思、自私自利、嫉妒、鎮靜、同情、大方、挫折及自殺念頭。“甚至還將一天的時間進行統計，比如一個人一天花多少時間陪家人，花多少時間工作等。”而就評價機制問題，每兩年都會通過全國性問卷調查，然后做出適當修改（廣州日報2009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