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聞中不難看出，平頂山的“幸福指數”至少有兩大特點。一是重投入。如科教文衛體的財政投入發展情況、節能減排(生活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實際上，財政投入與實際效果尤其是居民感受并非一定成正比，尤其無法真實反映財政資金使用過程中是否存在跑、冒、滴、漏現象，是否體現了資金使用的高效率，真正造福于民；二是重平均值。如人均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會保障支出、人均住房使用面積。平均值無法破解居民收入、生活等實質性差距問題，這也是網民對屢見不鮮的“被平均”現象極為反感的癥結所在。

不難看出，不丹的“幸福指數”操作方式采取的自下至上，即從個體幸福感的統計，至而匯聚為一地乃至一國的“幸福指數”，這與牛繼慶局長聲稱的“沒法做”有著天壤之別。以不丹這種操作模式，民意更顯主導地位；平頂山市雖然同樣命名為“幸福指數”，操作方式則更傾向于自上至下，即公權表現優先，至于權力活動收到多大的實際效果，要么語焉不詳，要么以數據“被平均”。這種操作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是公權，民意反倒像是襯托權力“豐功偉績”的那片綠葉。

毫無疑問，“幸福指數”是個好東西，但推行“幸福指數”，不能悖逆“國際慣例”自推一套。我們身邊并不乏積極走出國門，以公費旅游行動踐行“拿來主義”的泰斗，但更不乏以“特色”名義，胡亂篡改被別人長期驗證的“國際慣例”。俗話云，差之毫厘，繆之千里。“幸福指數”不可能拋棄群眾個體感受，這是不丹“幸福指數”概念受到國際好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群眾是否感到幸福，根本無需權力越俎代庖。無論是“GDP”評價模式，還是這個“幸福指數”評價模式，歸根結蒂是為了有效監督并促進政府。如果評價只是為了變著法子給政績錦上添花，這樣的評價又何異于掛羊頭賣狗肉，徒有其表？(hedao3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