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0日，縣長與上訪代表談話并強行推出了整改意見，其中包括：寶清縣政府委托寶清鎮成立了一個社區委員會處理全縣的“掛靠戶”問題，按照縣里低保標準審核，有選擇地把特別貧困戶劃入低保范疇，并提出將其余“掛靠戶”的農民戶口轉為“非農戶口”的意見，而“非農戶”是不可以享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民戶口轉成非農民戶口對我們來說沒有一點好處，如果真成了城市戶口，我們在城里一沒有房子，二沒有工作，這就等于成了沒有根的人，我們20余載的辛勤耕耘的土地也被無情的否定了”。

2010年1月28日，《廣州日報》又有一則消息說：在惠州打工的四川農民張正國，最近拿到了他的新身份證，成為廣東實施鼓勵優秀農民工落戶政策后，據此落戶惠州的第一人。然而到目前為止，除了張正國，還沒有其他優秀農民工自愿申報落戶。在取消戶籍制度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農民工為什么“不愿”落戶城市？

不僅是這些地區的農民有不愿意入城市戶口的這樣的反映，就是全國8億多農民，有“農轉非”想法的，恐怕也是寥寥無幾。

這與上世紀90年代前，農民拼命向城市里“擠”，一心想成為“城市人”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個時候，如果說你是“城里人”，就叫人羨慕的不得了，甚至女孩嫁人要嫁“城里人”，不管在哪兒，一說你是“城里人”就被高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