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業藥品打假人高敬德看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一直是他堅實可靠的同盟軍。然而，手持著蓋有藥監局公章的《協商意見》，高敬德徹底蒙了：藥監部門竟然和售假者站到一起，撮合其“協商解決”。

執法者為何成為售假者私了的見證人乃至幫兇？

是工作失誤還是售假者幫兇？

為督促藥監部門盡快處理其兩年前的一起舉報，今年6月23日，家住上海的高敬德專程來到杭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江干分局。然而讓他沒想到的是：具體負責此事的工作人員卻打電話喊來了售假者，并起草了一份《協商意見》。

這份《意見》白紙黑字寫明：高敬德與神龍保健用品商店就高敬德向藥監部門投訴舉報該店銷售的嬉春丸等五種產品，達成一次性解決意見。該店向高敬德賠償購買產品價格10倍的賠款計1200元；高敬德領取舉報獎勵4300元；高敬德放棄包括投訴舉報、訴訟、行政復議、向媒體曝光等在內的各種形式就本案追究神龍保健品店和藥監部門的責任。除了高敬德和售假機構在《協商意見》上簽字外，江干分局還在協議上加蓋了公章“以做見證”。

高敬德告訴記者，這份協議是藥監局的工作人員一個字一個字在電腦上敲出來的。同時，藥監部門還要求自己在簽署協商意見之后，放棄一切追究藥監部門責任的權利。

是不作為還是執法難到位？

43歲的高敬德曾在上海的一家醫藥公司任職，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意外服用了導致嚴重過敏反應的假藥，隨后走上了專業打假的道路。

2009年11月和12月，高敬德先后六次向藥監部門舉報，位于杭州天城路的神龍保健用品商店銷售的阿拉伯偉哥、澳洲袋鼠、嬉春丸等保健類產品涉嫌非藥品冒充藥品銷售。隨后，藥監部門分別在11月20日和12月2日，現場查獲了以上五種產品。記者在調看了由藥監部門確認的這五種產品的外包裝復印件后發現，這五種產品外包裝印刷粗劣，幾乎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是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假藥或問題產品。

然而，雖然高敬德此后多次催促詢問，卻一直沒有接到藥監部門的處理結果。

從2010年11月起，江干分局陸續收到了杭州市藥檢局出具的檢測報告，確認除蒼蠅水外，其余四種產品均被檢出含有西地那非和他達那非等違禁藥物。關于高敬德舉報案件的調查本可到此終結，可事實并非如此。2011年5月，高敬德被告知方便時到杭州和保健品店“協商解決”。

高敬德認為，這是一起典型失職行為，正因藥監部門監管不力，甚至包庇縱容，才導致轄區內假藥泛濫。

監管成為“四不管”灰色地帶？

“打假者是藥監部門永遠的同盟軍，也是藥監部門稽查辦案的重要線索來源。”杭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稽查處處長柳靜波說，高敬德舉報的這一類假藥情況比較普遍，鑒于此類產品在管理和界定時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藥監部門在執法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難題。

首先是法律法規缺失。關于保健品管理的實施條例遲遲沒有出臺，導致部門之間職責不清，監管不到位、執法缺少強有力的依據。

分段監管，也導致相關的執法主體不夠明確。“還在田頭的農產品由農業部門監管，生產環節歸質監，流通環節歸工商，到了餐桌上，明確由食藥部門監管。”杭州市食品藥品監察局辦公室主任俞永明表示，這四段從法律上來講分得清楚，但會有不法分子有意識地規避法律法規，給相關部門的稽查帶來了很大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