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腐敗

　　就在林喆被白發蒼蒼的老干部們的憤怒觸動的同一年，在意大利，一場政界丑聞震動朝野——一個清潔公司老板不堪政客勒索而舉報，深入調查后，人們發現，執政黨和在野黨都在大肆貪污索賄。

　　貪污腐敗已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難道是中國打開國門，才導致貪腐現象流入并蔓延？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出現貪污腐敗分子了。”林喆說。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開始注意到貪腐潛在的威脅。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醒人們，“不要被沒有拿槍的敵人征服”。

　　1951年，一起貪腐大案震驚全國。當時擔任天津地委書記的張子善和前任劉青山，被發現貪污救濟糧款、治河款等，總計超過171億元(舊人民幣)。1952年2月，兩人被執行槍決。

　　兩個月后，新中國即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包括國家機關、企業、社會團體、軍隊，成為這部條例規范的對象。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是在當年的“三反運動”中被揭露的，“三反”中排在第一的是“反貪污”。按照當年五大行政區統計，有122萬余人被發現有貪污腐敗等行為。

　　此后，中央政府又集中展開了三次反腐運動。

　　此間的各種運動，雖然有擴大化的傾向，但也說明，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初掌權力的部分人就出現了貪腐的苗頭。

　　這一切，都記錄在了林喆的書中。

　　不過，一個事實是，新中國成立之初，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來那樣嚴重，也并未蔓延。對此，林喆援引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解釋，一是因為毛澤東在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為時不時的政治運動，極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權力。

　　后者，也可以被看做限制權力的一種極端的辦法。

　　就在中國用更極端的辦法限制官員權力的同時，1974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正是這個機構使得香港成為全球最為廉潔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反腐高潮

　　廉政公署成立5年后，1979年1月，在北京，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式恢復。多年以后，這個黨內機構成為貪腐分子最害怕的單位。

　　與各級紀委陸續恢復的同時，1980年，在“文革”期間停止運作的檢察機關開始恢復。中國的檢察機關除了具有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外，還同時擁有偵查的權力，檢察院也成為反貪腐最前沿的法律機構。

　　這一年2月，26歲的童海保考入安徽省馬鞍山市當涂縣檢察院，成為一名書記員。

　　2002年，童海保獲選中國十大杰出檢察官，這名長期在反腐一線工作的檢察官，2003年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后，因為一連串的反腐議案，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院，地位遠遠不如法院和公安局，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檢察院是干什么的。讓童海保印象深刻的是，在當涂縣，甚至有人拿著木材檢查單走進檢察院，以為這里是木材檢查站。

　　當時貪腐案件比較少。事實上，可被貪污的資源也非常之少。童海保曾經辦過一個貪污案，一個小學校長貪污購買作業本的提成費獲刑三年，金額是2000元。

　　上世紀80年代初期，貪污1000元即可定罪，現在這個數字是5000元，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貪污30元就已犯罪。

　　社會已經悄無聲息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而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的力度并未及時跟上。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由于知青返城找工作、大學生畢業分配、企業的供銷人員尋找客戶，托關系、走后門一時流行。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情況變得嚴重起來，倒賣耐用消費品在沿海地區開始猖獗，一些握有權力的政府機構也參與其中。官辦企業成為經濟領域最活躍的力量。據當時統計，從1986年到1988年，全國猛增了30萬家“公司”、“中心”，其中62%以上的企業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特別是一些高干子弟依仗權勢和各種關系經商，倒賣各種緊俏商品大獲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