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著”

　　“當時形成‘調解銜接機制’的直接原因，是法院案多人少。”余文唐說，這個情況在2005年的莆田已經非常嚴重了。

　　從莆田中院統計的數字來看，當年，莆田市兩級法院共受案20601件、結案19901件，而法院干部、職工編制僅為465人，辦案人員人均結案78件，平均3個工作日結1件。

　　“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各種矛盾都出來了，尤其是占法院所有受案90%的民商事糾紛，每天都往法院里涌，大家都不堪重負。當時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最好的辦法是借助社會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糾紛。”

　　余文唐他們開始著手研究“借力”方式之前，2005年7月，曾到基層法院和人民法庭做過調研，他們發現，在莆田，司法調解和人民調解各自為政的情況相當嚴重。

　　“這不是莆田一個地方的問題，最高院司改辦實際上早就開始研究一種更好的糾紛調解機制，整合各方面資源。”向國慧說。

　　當中央還在研究和探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模式和可行性的時候，莆田已經“歪打正著”地“上路”了。

　　余文唐回憶，這件事真正開始啟動是在2005年9月。“發了文件，召開了全市政法工作會議，政府專項部署，在全市法院推行訴訟調解和人民調解的銜接工作。”改革第一步，莆田法院就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

　　建立銜接機制首先要“織網”。“由縣區委政法委牽頭，各基層法院跟轄區內的人民調解組織建立銜接關系，我們還建立了一支特邀調解員隊伍，大部分是退休法官。”余文唐解釋說。

　　社會調解協議可以置換成司法調解書

　　“一開始調解銜接機制還是比較簡單的，銜接的主體主要是人民法庭和人民調解組織，我們的銜接方式實際上有三步：委托收案、委托調解和效力確認。”

　　在“效力確認”這一點上，余文唐覺得，莆田的嘗試在全國獨一無二。

　　“很多調解都有后遺癥，因為非訴調解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合同性質的效力，大家都容易反悔。效力確認就是說，如果你希望調解有執行力，而且雙方當事人同意，可以主動向法院申請確認，把自己的調解書變成法院的調解書，那它就和判決書有同等效力了。”

　　法院對于社會調解協議也會認真審查。“是否有真實的糾紛存在，是否雙方自愿達成，協議內容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如果都沒有問題，就可以把社會調解協議置換成法院的司法調解書。”

　　這樣的好處是方便當事人，程序簡便，“簡化，自愿，案結事了”。

　　法院“內部銜接”實驗了一年，各方面都嘗到了“甜頭”，余文唐他們也開始規劃著拓展銜接對象，開始“外部銜接”。

　　政府是“推手”

　　“2006年下半年起，我們就開始在外部鋪網了。”余文唐他們的終極目標，其實是將調解銜接擴展為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的全面結合，“全方位銜接”。

　　莆田中院在外部設立了三類站點。一是在案源較多、具有調處糾紛職能的行政機關、行業協會，設立調解銜接聯絡點；二是在工作基礎較好、熱心開展調解銜接工作的基層單位、行業組織和協會，設立調解工作示范點；三是在交通不便的偏遠山區、海島，設立了委托收案、巡回調解點。

　　“每個站點我們都確定了責任法官，定期聯系。現在，全莆田市一共建立了26個調解銜接聯絡點、20個示范點，31個委托收案、巡回調解點。內部銜接和外部銜接結合起來，調解機制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