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首都圈為核心，以山東半島、遼中南地區為兩翼，提升和拓展環渤海經濟圈；以兩岸交流合作的深化、國務院關于長三角地區進一步改革發展意見的實施和 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為契機，加速形成東海經濟圈；以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建設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為引擎，加速形成南海經濟圈；依托產業、人力資源、市場轉移升級，內地將形成新的三個極化核心經濟帶，即：以為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成渝地區、昌九地區為依托的長江中上游經濟帶；以中原地區、關中地區以及國家能源基地為依托的黃河中游經濟帶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工業化、信息化、一體化、區域化和全球化，催化和加速中國社會建設與改革，加速中國從生產要素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經濟型發展轉變。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正在經歷大調整期。

首先，地區產業和人力雙重雁行轉型升級。進入“十一五”時期以來，隨著土地、環境服務、勞動力等基本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不斷下降，人民幣升值壓力上升以及創新型國家核心戰略的實施，一方面，沿海核心地區——珠三角、長三角、首都圈、山東半島、遼中南地區向產業“微笑曲線”高端領域轉移，重點推進研發設計、品牌服務和專業化服務的發展，逐步走上高端、高效、高輻射的產業和人力資源發展之路；另一方面，周圍地區、特別是市場通達性較好的沿海核心地區毗鄰區域以及沿長江、沿京廣線、沿黃河中游地區，則積極承接沿海核心地區因產業和人力資源升級轉移出來的產業和人力資源，加速推進自身產業和人力資源轉型升級。因而，全國呈現以沿海核心地區為引領的產業和人力資源雙重雁行轉型升級的局面。顯然，去年以來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轉型升級。

其次，城市化方式優化大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17.92%上升到2007年44.94%，平均每年提高1. 4個百分點以上。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在短期之內可能延緩城市化，但平均來看，在未來15-2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仍將保持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以上的高速發展，估計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將達到65%左右，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將達9億左右。更為重要的是，城市化方式將出現幾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從城鄉區域半分割半融合條件下的城市化向城鄉區域一體條件下的城市化轉變；二是從社會權利不完全的人口城市化向完全的人口城市化轉變，城市戶籍常住人口和流動常住人口將合二為一；三是城市產業和就業結構加速從制造化向服務化轉變，服務業比重加快提升；四是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加速，其滯后的局面逐步得到扭轉；五是從相對分散的城市化向相對集中的城市化方式轉變。未來15-20年人口在500萬以上的巨型城市將大幅增長，全國可能出現10個左右平均覆蓋人口超過6000萬的“城市群；六是從相對不理性的向相對理性的城市成長方式轉變，土地集約化利用水平明顯上升。

第三、隨著城際鐵路和高速鐵路網建設，擴大內需以及東亞經濟一體化加深，核心經濟圈帶進入多元化調整重組過程，全國將形成六個核心經濟圈帶。一方面，沿海核心經濟圈提升和拓展。即：以首都圈為核心，以山東半島、遼中南地區為兩翼，提升和拓展環渤海經濟圈；以兩岸交流合作的深化、國務院關于長三角地區進一步改革發展意見的實施和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為契機，加速形成東海經濟圈；以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建設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為引擎，加速形成南海經濟圈；另一方面，依托產業、人力資源、市場轉移升級，內地將形成新的三個極化核心經濟帶，即：以為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成渝地區、昌九地區為依托的長江中上游經濟帶；以中原地區、關中地區以及國家能源基地為依托的黃河中游經濟帶。我國沿海內地區域發展差距，盡管在集聚經濟、技術創新以及空間交易效率的驅動下長遠仍可能會趨于擴大，但在當前一段時期內隨著核心經濟圈發生多元化調整重組則應趨于縮小。

第四、區域協調互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首先，雖然在國際金融危機期，商品市場的地方保護主義可能加劇，但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跨地區銜接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全國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將加速形成，從而會有力地推動全國各地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的發揮；其次，地方政府、特別 是基層地方政府事權財權可能進一步擴大，圍繞產業、人力資源雙重雁行升級轉型和經濟核心圈帶的形成，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和合作將進入新的階段。其三，全國行政區劃進一步完善。省-縣（市）-鄉鎮分級分等行政區體制加速形成；類似美國MPO（大都會區規劃組織）的跨地區協調的“界面組織”有可能作為正規行政區劃的補充而出現；同時，新的設市制度也必將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