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痛切地感到：沒有自己的革命武裝就沒有一切。因此，中共中央在關于《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中，就提出了“農會政權的斗爭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裝才能保障其勝利”。在中共中央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更明確指出：今后“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平和縣黨組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從發動組織農民協會起，就開始在農民中物色積極分子組織農民赤衛隊。特別是八一南昌起義后，朱德率領的起義軍經過饒、和、埔時，曾留下一部分槍支和人員，這就為在平和創建一支在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奠定了基礎。在中共平和臨時縣委的直接領導和組織下，工農武裝便從農民赤衛隊到工農自衛軍，又從工農自衛軍常備隊再到福建工農革命軍獨立第一團，一步一步地組織、發展和壯大起來。這支革命武裝的成員，都是來自于覺悟的工人和農民，而且始終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并實施軍事和政治訓練，“團即組織黨代表，每一百一人”。因此，它成為平和暴動的骨干和先鋒。當暴動隊伍撤離縣城，回到長樂鄉等山區和農村時，遭到國民黨反動軍隊數千人4次的殘酷“圍剿”，但這支隊伍堅持了英勇的反“圍剿”斗爭，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成為堅持武裝斗爭、保衛根據地的一支中堅力量。1929年以后，這支工農武裝和饒平、大埔的農民自衛軍聯合組成“工農革命軍饒、和、埔獨立支隊”，不久便正式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四十八團，堅持在閩粵邊進行革命斗爭，并配合其他紅軍和游擊隊，在饒、和、埔、云、和、詔、永邊一帶，摧毀許多反動武裝和反動政權，協助建立平和縣革命委員會和附近的邊區蘇維埃政府，并支持這些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和經濟建設。總之，平和暴動創建的這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福建工農革命軍”，對平和及其附近各縣的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它開創了福建的共產黨組織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新時期。

　　四、平和暴動點燃了“土地革命在福建開始的信號”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指出：“現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致福建信》中要求沒收土地交給農民。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平和縣委在長樂等鄉“實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殺戮豪紳地主捐棍以及其他反動分子，沒收其土地財產，焚燒田契債約，破壞田界等等”。平和縣黨組織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和當時的革命形勢，把農民運動中心由縣城附近的上坪轉移到離縣城較遠的長樂山區，在那里宣傳教育和發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建立農民武裝，領導農民開展減租減息減捐減稅減糧和反抗地主豪紳的斗爭，接著又把“五減”發展為“五抗”，逐步把長樂鄉及其附近山區創建為革命根據地。“從經濟斗爭，進為政治斗爭”，在這個基礎上，領導農民實行武裝暴動，并計劃“要建立蘇維埃政權，即時召開代表會，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當攻占縣城后，遇到強大敵人的反撲時，又主動撤出縣城，退回長樂，在那里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堅持武裝斗爭，保衛革命根據地，把這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互相促進，互為因果，使農民從土地革命中得到實際利益而激發革命的積極性，踴躍參加工農革命軍，積極開展武裝斗爭，從而有效地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和鞏固革命根據地。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又為武裝斗爭提供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使之得以長期堅持下去。平和暴動的上述經驗，為福建省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此外，平和暴動對教育和提高工農群眾的階級覺悟，培養和造就干部黨員，鍛煉與考驗黨和群眾組織等等，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王大同　陳培坤） 　

（責編：陳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