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末，我同莆田近二千名知識青年一道赴連城插隊。在“修地球”的日子里，白天與農民并肩勞動，晚上在搖曳的煤油燈下，總是《福建日報》陪伴我度過寂寞的時光。

大概因為我是高中畢業生，一次開大會，生產隊隊長囑咐我：給大家念念《福建日報》，好讓大伙明白國內外大事。從此，我每天跑大隊部領報紙，瀏覽一番，先睹為快，再在大會上讀報，成為記工員之后，在生產隊里有“身份”的讀報員。

讀報工作縮短了我與農民群眾的距離。碰到下雨天或農閑季節，常有農民串門，在拉家常之余，他們常要求我讀幾段《福建日報》聽聽。日子長了，我與村里的一些小伙子成了知音。一次，一位“知音”突然說：“老朱，你怎么盡讀別人的文章，什么時候也能看到你寫的東西？”

1972年7月的一天，頂著炎炎烈日收割早稻之后，我突發靈感，伏案奮筆，第二天就給福建日報社投去一篇詩歌，想不到這首詩經報社編輯精心修改后，以《公社美景任咱描》為題在文藝版上發表了。收到報紙的那天，恰巧碰上生產隊開大會，在讀完報紙的新聞后，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當著大家的面，聲情并茂地高聲朗誦自己的詩歌。

作品見報后，我的生活道路發生了轉向。公社下到大隊掛職的王支書立即向小學校長推薦，讓我當上生產隊一所單人校的民辦教員。每月有了24元的工資收入。消息傳到莆田，父親高興得夜不能寐。公社領導也對我另眼看待，常把我借用到公社報道組，配合中心任務采寫新聞報道、編印簡報等，還派我參加龍巖地區新聞報道骨干培訓班學習。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福建日報社一支工作隊進駐我所在的大隊，幾位記者、編輯時常逐段逐句修改我的新聞稿。他們的熱情和無私，至今歷歷在目，令我難忘。

粉碎“四人幫”后，我參加“文革”后恢復的第一次高考，考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后，我先后在一所技工學校和中學執教。上班會課，我總會安排時間給學生念幾段《福建日報》，業余時間，仍然沒有忘記給《福建日報》投稿。后來，我從學校調進區委宣傳部，成為一名專職的新聞工作者，還擔任區委報道組組長，曾連續九年被福建日報社評為優秀通訊員。

2002年10月，我從區委機關離崗待退。在一家企業擔任總經辦主任期間，我利用“職權”堅持訂了多份《福建日報》。去年，我又被一家單位聘用，專職新聞報道工作。近一年來，我筆耕不輟，給《福建日報》、《海峽都市報》等報刊撰稿樂此不疲。前幾天，九十高齡的老母親問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我告訴老人家，還是給《福建日報》當通訊員。她一本正經地囑咐道：“通訊員是送信的吧？孩子，你要把信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