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夏同志善于把握大局抓問題，文字老辣，業務水平很高，確實令我佩服。我是學中文的，初到報社，對新聞不熟悉，對新聞評論不感興趣。我寫評論，完全是被他逼出來的。有一段時間，我同他住前后樓，不止一次在我正吃晚飯時，他拿著一篇新聞稿走到我家里來，慢騰騰地說：“種生同志，給這稿子配篇言論，明天見報。”我只好放下飯碗，先把評論趕出來交差，再回頭吃飯。而稿子經過他的修改，總是大為增色。

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對年輕人格外寬容、關心與呵護。

我到報社不久，風云突變，“文革”興起。那時，我正處于血氣方剛的年齡，自然是真誠地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奮起參加造反。幾位老領導，一個個成了批斗的對象，我們則成了批判“走資派”的“造反派”。十年“文革”風風雨雨，黨在老一輩新聞工作者身上體現出來的優良傳統，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文革”結束后，我仍然在幾位老同志的領導下工作。他們不僅沒有對我施加報復，反而加以提拔任用。1978年，我出乎意外地被派往閩東地區擔任《福建日報》駐寧德記者站站長。1990年，省委任命我擔任《福建日報》副總編輯。時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何少川同志找我談話，他在談了省委對我任命的決定和工作要求之后問道：“你知道是誰提名建議任用你的嗎？”我如實回答：“不知道。”何少川同志告訴我：“是老孫（澤夫）同志建議的。他說，查一下，如果‘文革’中沒什么問題，這個人可以用。”新聞界老前輩用人，考慮的是事業而不是個人的恩怨得失，他們大海般寬闊的胸襟，給了我極其深刻的教育。

還有一件事，也是在我離任之后才聽說的。當年，報社到廈門大學選調畢業生的是季德吉同志和許佩英同志，是他們把我引進黨報大門的。他們也始終關心著我走出的每一步。我離任之后不久，曾經接到季德吉同志的一封信，暢談當年事。在信中，他還談到我到報社不久發生的一件“意外”之事：“誰能料到一個月之后，中宣部出版的內部文件《宣教通訊》上登了一條消息，說目前大學教育中紅專關系沒有解決好，如廈大中文系的學生黃種生竟說，中國從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沒有一部能和《紅樓夢》相比擬的作品。”幾十年來，老季同志對此事一直隱匿不提。他并不認為我對《紅樓夢》的評價有什么問題，擔心的是在當時不停的政治運動中，我的話可能成為一種“罪名”，傳播開來可能使我這個初出校門的年輕人受到傷害。老同志的良苦用心，幾十年隱忍不舉的毅力，使我感動不已。

列寧曾經說過，他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讀了五遍，每一遍都能從中“發現一些新的令人激動的思想”。無獨有偶，毛澤東同志對《紅樓夢》也有很高的評價。他不僅自己反復閱讀，而且勸說戰友、部屬也來讀。他要許世友將軍至少看五遍，要求文官務武，武官務文，文武結合。他把我國這部古典文學名著作為歷史來讀，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可見，《紅樓夢》是個好東西。他發動批判俞平伯先生，批的是俞先生研究《紅樓夢》的立場、觀點、方法，并非批判《紅樓夢》。其實，我根本記不得自己是在什么背景下、有沒有說過那么一句話，更想不到同學當中會有人向上“告密”，而當時的堂堂中宣部，居然也把這當成一回事，登在《宣教通訊》上。當年，我如果知道這件事，很有可能會在心靈深處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據老季說，主編《宣教通訊》的那個人，“六四”風波之后出走美國，轉到臺灣某大學當客座教授，靠罵共產黨混飯吃。歷史的辯證法如此鐵面無情，真是令人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