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下鄉行路也是一個問題。上世紀50年代區鄉不少地方不通公路，有的通了公路也少有汽車，因此三五十里路一般是徒步而行。那時閩北山高林密，野獸出沒，到山區鄉村采訪必須結伴同行。一次，我聽人介紹建陽黃坑鄉前年曾發生過匪徒自立“皇帝”殺死了鄉干部的反革命事件，后來解放軍進山剿匪，平息了事態，現在生產生活都很好，決定去看看。從建陽水吉鎮到黃坑有30多公里崎嶇山路，我在鎮上找了名鄉郵員帶路，從清晨出發到下午4點多才到達。在和干部群眾交談中，他們談到當年的暴亂和這兩年的變化，特別眉飛色舞地說起鄉里裝了電話，通話那天，人們耳聞目睹在電話上“喂喂”兩聲就能聽到幾十里外的對方答話，無不嘖嘖稱奇。我在黃坑鄉采訪了三天，才隨供銷社的貨郎擔一起下山。回到記者站，我寫了黃坑生產發展的報道外，又根據和鄉郵員一路談天所得，完成了一篇報道山區鄉郵員的通訊稿。

在閩南地區下鄉，交通比較方便，主要靠載客自行車往返。那些以自行車載客的農民車技高超，在鄉間小道和田岸上都可以風馳電掣般地騎行。從泉州到南安五十多里路，客車班次少，所以我去南安采訪也常坐自行車。當時記者站也配備自行車，方圓二三十里地的采訪就騎車去。

記者站的工作除特定的任務外較自由，沒有人監督，但是大家都很自覺，一般每月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區鄉。那時寫稿不僅沒有稿費，除通訊外也不署記者的名字，大家對名利都看得很淡。每年報社評選好稿，在《通訊業務》上刊登，既無獎金也無榮譽證書，所以我和其他記者一樣，雖然也有多篇稿件評了獎，卻沒有一張獲獎證書。1956年在莆田采訪時遭遇大洪水，我深入災區采訪，公路被水淹，趟水趕回城里發稿、匯報災情。回報社后，聽說黑板報上表揚了我，覺得這就是對我工作的最高獎賞。

當年的記者工作真可謂全身心投入，一些同志妻子生孩子都沒回來。我下站前做通聯工作，負責聯系記者。黃小岑、葉路、郭稼等同志第一次做爸爸時，都在外地采訪，葉路和郭稼的妻子臨產時，由我們女同志送到醫院、幫助照料，孩子平安出生后，就寫一封信向他們報喜。那時大家知道紅軍長征路上、戰爭環境下女同志生孩子的緊張危險，認為現在醫院條件這么好，何需男同志放下工作回來照顧呢？而男同志也覺得有組織照顧，一切不用擔心。初為人母的女同志也沒有抱怨，因為她們感到自己就像生活在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里。■

(作者曾任福建日報記者編輯，為福建科技報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