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變化，是我看到已經是大熱天，分到土地的農民，興修水利的熱情很高，就寫了一篇《水利模范葉保燦和他的快板》，快板說：“天下農民一條心，不分你村和我村，來了共產黨農民把田分，修好水利把田灌，農民生活要改善。”在《福建日報》上發表后受到好評。通聯組來信表揚我說，現在你已經是骨干通訊員了。我問當時閩侯的縣委宣傳部長牛力達：“積極通訊員和骨干通訊員有什么不同？”他說：“那不一樣，‘積極’只說明你的態度積極，‘骨干’說明你已成為依靠的對象了。”

第三個變化，從骨干通訊員到特約通訊員。牛力達說：“你這樣勤學苦練，不用一年就可以當特約通訊員了。”我嘴里說：“不行，不行！”其實心里很想當特約通訊員，因為我喜歡牛力達的那張白底紅字“特約通訊員證”。這一年秋天，我突然收到《福建日報》發給我的“特約通訊員證”，里面還有一封信，大意是說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考察，你已具備了當本報特約通訊員的資格，特發給你“特約通訊員證”。

不久，我患了胃病，到省立醫院做組織療法，住在福建日報社。一天，通聯組鄧輝政帶我去見社長何若人。何若人滿面帶笑地說：“你就是吉景峰同志？”我點點頭回答是。他接著又說：“我們黨報特別需要像你這樣工農出生的知識分子干部，先在基層鍛煉一段時間，然后來報社工作。”當時我還以為聽錯了，回頭問鄧輝政，她說，是這樣的。

何若人的話，我牢牢記在心里，沒有對任何人說。我覺得這不過是對我的鼓勵和希望，我離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還很遠，要盡快縮短這個距離，于是我就拼命學習文化。

過了三個月，1952年一月的一天，閩侯縣委組織部長蘇達通知我正式調《福建日報》當記者。我當時的心情是又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到黨報工作，緊張的是文化水平低，怕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因此，我進了《福建日報》，就像上新聞大學一樣，夜以繼日地認真學習文化知識。直到1953年1月調上海《解放日報》。

“后溪鄉事件”驚福建

我剛當上《福建日報》通訊員時，就看到中共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1950年4月19日）。我在學習這個決定時，心里就想，我也是和報紙刊物有關的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聽黨的話，堅決執行這個決定，盡一個黨報通訊員的責任。

到《福建日報》以后，參加閩侯縣干部大會，在他們的討論和發言中，我發現閩侯縣九區后溪鄉有問題，就想去做個調查。有同志知道我這個想法后，就勸我說：“我們都來自山西，親不親同鄉人，美不美一江水，何必那么認真，搞得大家不開心。”的確，我是從閩侯縣委調到《福建日報》的，閩侯縣的許多干部是我的同鄉、同事、老領導、老上級，要對他們進行批評，確實要出于公心、不講情面。我當時想，這不是個人的事，而是關系到人民的利益，關系到黨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能不能貫徹執行。我下決心步行90里、翻幾座大山去后溪鄉。結果是三進后溪鄉，步行540里（那時沒有公路），經過半年多反復調查，寫出14000多字的調查報告。經總編輯辦公室林振夏同志（后任總編輯，1994年過世）精編，縮短為6000多字。林振夏同志建議：先送《人民日報》，由《人民日報》轉省委批。他還替我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同時建議我給時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同志寫一封信。過了三個多月，省委紀委檢查委員會給我回信說：“你給《人民日報》的稿子和給葉飛同志的信都收到了，內容查實后，將在《福建日報》上公開發表。”到1953年2月8日《福建日報》發表時，離我第一次去后溪鄉調查一年多，我已經離開福建調到上海《解放日報》。福建省委還通過“后溪鄉事件”這個典型，發出整頓落后鄉的指示，要求檢查全省落后鄉的工作，切實改進領導作風，并將檢查情況向省委報告。以后我到福建采訪，有些地、縣領導干部說，他們是通過“后溪鄉事件”的報道才認識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