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裙記》自1957年問世以來，就有多種改編本、演出本，但總不離“分別—會子—（不）團圓”這樣典型的傳統戲曲結構。王仁杰的《紅裙記》則將結構純粹化，刪去了許多無謂的枝蔓、無趣的過場，但甄選、保留并發揮了有閩劇特色或閩文化特色的插科打諢，加上對白在文與白之間的精心錘煉，使該戲呈現出文人戲曲精致化的審美風格與藝術境界。

在王仁杰筆下，人物遵循的是“溫柔敦厚”的詩禮傳統，呈現出較明顯的士大夫審美取向。柳氏，和王仁杰眾多的女主人公一樣，溫柔端莊，有教養、涵養，但依然保持著明顯的民間性，使人一眼可以瞥見這是個民間百姓家的平常女子，而不是庭院深深里的大家閨秀；但這平常女子又不尋常，極具個性，而這個性又不是原劇本或其他改編本所表現出的凌厲與外在，而是一種溫柔內斂的堅忍和矜持。王成龍，盡管仍無情無義，認子不認妻，但溫和禮讓了許多，王仁杰給他留了一絲情感的底線、一些讀書人的斯文，并適當地賦予了人物真實的人性內涵，多少呈現出王仁杰的特色。

比如“追夫”一場，王仁杰將王成龍對柳氏所說的“當年我只借了你一條紅裙，如今也已還了，你還要什么？”的無情之語，改成了只是王成龍的推諉之詞。尤其是在王成龍駕船離去之后，柳氏由怒罵王成龍“負心賊”，改成了傷心至極的無言，更是刪去了柳氏以“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之姿將房契銀兩拋入閩江等細節，一句“奴傷心淚，已由江上風吹干”，已然包孕了無限感懷，透著更多的辛酸苦痛，令人回味無窮。

對人物的溫和化處理，可以看作是王仁杰近年來人生態度的一個浮現，即看透世情、寬允平和。這也表現在一些小細節上，例如王達官不怨怪父親的理由是“子莫論父母之過”“家丑不可外揚”，改為“怨生不怨死”，顯然更為深刻，更見人情；王成龍以夫妻之情來打動柳氏以達到借裙的目的，在王仁杰筆下，理由則是嗷嗷待哺的嬰兒，柳氏的一句“羅裙怎比我親生”，令人潸然淚下。這樣小小的改動與整理，看似不經意、不起眼，其實埋藏著深厚樸素的世理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