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紅1方面軍仍是第1、第3兩個軍團，人數略有減少，約三萬余人，經過第一次反“圍剿”的鍛煉和勝利后的養精蓄銳，斗志旺盛。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已為廣大軍民所認識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從各方面進行了反“圍剿”的準備。按照紅1方面軍總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隊由根據地北部邊緣的永豐、樂安、宜黃、南豐以南地區，轉移到廣昌、石城、寧都、瑞金等地，進行整頓、訓練、籌款和做群眾工作。在紅軍和人民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召開了地方武裝和赤衛軍、少先隊的工作會議，對這些武裝的任務、編制、訓練、戰術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規定，要求各游擊區以地方武裝為骨干，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游擊戰術，積極執行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等十項任務，配合主力紅軍殲滅敵人。這些就為取得反“圍剿”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此期間，六屆三中全會后的黨中央派項英到中央根據地，于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項英任中央局書記和軍委主席，朱德任軍委副主席和紅1方面軍總司令，毛澤東任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和紅1方面軍政治委員。四月，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黨中央派出代表團，到達中央蘇區并參加中央局的領導工作。這種情況，就在中央蘇區領導層產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受到干擾。對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問題，黨中央曾指示：“當著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優勢兵力，去擊潰敵人的主力”。“紅軍總司令部在組織決戰中，采取誘敵深入蘇區的策略，在當時的階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