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廣東的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暨南大學副校長周天鴻，也是高校去行政化的積極支持者。他認為，“高校取消行政級別的更重要意義在于制定完善的自主辦學機制，減少官本位的思想。”

“去行政化就應該改變現有的校長任命制。”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政協副主席、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鄭楚光向本報記者表示。他主張“學術權力”，并認為應該“平衡高校內部的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

高校行政化積弊甚多

“行政化體系下，教授位于校長、院長、處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之下，無地位、無話語權。”鄭楚光委員認為，如此“座次”，學術、科研不可避免地被“盤剝”。“中國教育機構中行政級別最高者為副部級，原來只有兩家，現在至少有38家了。在行政化的體系中，所有的管理者，無論從名義上說還是從實質上看，都是行政官員。于是，在教育界，教育家常常難以尋覓，大大小小的官員卻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教育機構變成了官場。”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曾參與醫改等多項國家戰略規劃的制訂，對教育發展規劃早有經典分析。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有些觀點將上大學貴、大學生就業難等問題，歸罪于教育產業化，但實際上，“教育行政化才是造成高等教育種種弊端的最主要根源，而所謂教育產業化或偽市場化恰恰是高度行政化的后果之一。”

“高校學術腐敗也都源于行政化的教學、科研評估體系。”顧昕教授說。網上曾有廣西某大學“大張旗鼓、熱烈迎接”教育部學科評估委員會某秘書的鬧劇，其產生的根源即在于此。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高等教育發展史來看，高校行政化曾發揮過重要作用，比如高校進入行政序列，保障了教育經費的統籌、劃撥到位。但是，“教育發展戰略得以提升，教育經費的劃撥、管理模式也必須改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說，規劃綱要下一步需要理順高校辦學的撥款機制。他進而建議，“成立國家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制定教育撥款預算，并監督政府撥款，學校就用不著‘跑部錢進’了”。

高等教育如何去除行政化、超越行政化？遲福林委員還建議，要成立高層次的、超越部門利益的中央綜合協調部門；盡快在局部地區推開試點，比如取消行政級別從副部級大學入手；切實完善社會監督系統。“教育系統積弊甚多，必須要有大決心、大動作、大環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