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嚴懲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我們沒臉回國

向老在1946年底回國述職時，因審判第一階段———檢察官綜合陳述和提證的不利情況，再次要求國內增援，恰逢從英美考察司法實況歸國的倪征日奧，倪先生義不容辭地加入了進來。他們商定必須利用接下來的被告答辯階段，檢察方面還可以對被告所提證人進行反詰的機會，見縫插針地提出一些有助于檢察方面的證據，以便確定被告的罪責。尤其是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這兩個在中國東北作惡多端的戰犯，如果他們得不到嚴懲，倪先生說“我們無顏回國見江東父老”。

倪先生在國內的證據尋訪效果也不好。秦德純提醒，可以去北平監獄找被國內法庭判了死刑的偽滿“立法院院長”趙欣伯、“華北臨時政府”首腦王揖唐、南京“ 維新政府”首腦梁鴻志等，可以勸他們寫土肥原和板垣罪行的書面材料。可是趙欣伯卻出爾反爾，將寫好的材料投入火爐燒掉了。

但找到了吳佩孚的遺孀，她詳細地講述了那個下午，日本軍醫以治牙為借口，用一針毒劑害死了吳佩孚的經過，后來這個證據被用在土肥原和板垣關于“吳唐合作”陰謀的罪證。

■國內證據不好找，只好去日軍檔案庫中搜尋

國內證據不好找，中國檢察組經過反復考慮，決定通過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要求盟軍總部對我們開放已被封閉的日本前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新的“有力”、“有針對性”的證據。這個要求很快得到了批準。經過一段晝夜奮戰，我們在那些堆積如山的日文檔案里，發現了很多很有用的文件。后來在反詰土肥原和板垣的階段，這些來自日軍內部的證據，成了我們最有力的武器。

為檢察官做了半年翻譯后，我開始擔任向老的秘書。每半天，法庭的書記員換一次班。換班后，書記員會把他當值記錄的那半天的庭審記錄送到各國檢察官辦公室，這些檔案我都一式兩份留了檔，整整兩大箱，回國前一份寄給了南京政府，一份寄給我的母校東吳法學院，可惜因為戰亂，全都散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