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綱領的誕生地

建設和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必須根據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要求，探索出解決黨和紅軍建設的新辦法。紅四軍到閩西后，紅軍中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更加嚴重。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主張流動游擊的流寇主義等錯誤思想，在黨內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據1929年5月的統計，紅四軍全軍約4000人，其中黨員1329人，占33.2%。黨員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占70%。紅軍長期在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中活動，必然要受到來自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紅四軍黨內部分領導干部在創建根據地、在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等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毛澤東認為應當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實行民主集中制，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1929年6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未能解決問題。

中央收到紅四軍七大文件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紅四軍問題，決定由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來信）。8月下旬，陳毅到達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陳毅關于紅四軍全面情況的詳細匯報，并決定組成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這封指示信是陳毅按照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和周恩來、李立三的多次談話要點代中央起草并經周恩來審定的。

九月來信詳細地分析軍閥混戰的政治形勢，總結紅四軍及各地紅軍的斗爭經驗，說明了紅軍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調“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指示信明確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中共中央的這封指示信，對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問題作出明確的結論，對紅四軍領導人有所批評，但是強調了團結，要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干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并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陳毅帶著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紅四軍，于10月22日在前委會上作了傳達。朱德、陳毅即請毛澤東回紅四軍復職。11月，毛澤東回到紅四軍主持工作，并在閩西長汀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和紅軍創建以來的經驗，以及對紅四軍狀況的調查，為這次大會主持起草決議案。陳毅參加了決議案的起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