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實現了全黨全軍的空前團結，促進了“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的形成。在轉戰西南期間，紅軍各部自覺維護大局、堅決執行命令，不惜犧牲個人和局部來保證全局的勝利，全體將士顧大局、守紀律、講團結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在遵義會議上，通過實行正確的黨內斗爭方針，集中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把對博古等人的批判始終限制在黨內斗爭的范圍；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黨中央從革命事業的大局出發，既堅持原則又做了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最終避免了紅軍的分裂。空前的團結使得紅軍各部之間分則能密切協同、合則能一致行動，顯示出革命軍隊的高度統一；使得紅軍官兵之間以高度的階級友愛和革命責任感，同甘共苦、情同手足，凝結成一個牢不可破的整體。在艱苦斗爭中，紅軍官兵還錘煉了鐵的紀律觀念，能夠做到無論環境多么艱苦、情況多么危急都嚴格遵守黨和紅軍的各項紀律。

在西南贏得了各族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促進了“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的形成。長征中，由于敵人的威脅控制和欺騙宣傳，沿途尤其是西南地區許多群眾對黨和紅軍抱有很深的成見和敵意。但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群眾紀律，所到之處秋毫無犯，使沿途群眾認識到紅軍是不同于任何舊軍隊的新型人民軍隊，從而贏得了他們的衷心擁護和大力支持。紅軍到達毛爾蓋后，在寒冷天氣中寧可露宿在大樹旁、屋檐下，也不入室擾民；面對滿地即將成熟的青稞，寧可挖野菜、采蘑菇充饑，也不動群眾一棵莊稼。在黨和紅軍的感召下，長征經過的西南各地盡管大多人煙稀少、物質匱乏，但各族群眾仍然竭盡所能地支援紅軍，并踴躍參加紅軍，譜寫了黨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一起艱苦奮斗的動人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