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改革開放的緣起和主線

曹普認為改革開放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正是嚴峻的國內困境和嚴峻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孫大力認為，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是基于對“文革”教訓、中國當時落后面貌、當時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其主線是什么？這是研究者非常關注的問題。陳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歷史主線。鄭必堅和李君如認為改革開放史的主線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產力。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仍是毛澤東思想研究的難點和熱點

于光遠、韓鋼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提出、產生和放棄的歷史過程、放棄的原因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關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若干獨到見解。劉晶芳著重從理論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過早放棄的原因。李偉則認為毛澤東思想中根本就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魯振祥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毛澤東提出總路線過程中的若干關節點進行再考察，有助于對這一問題認識的細化和深化。

關于周恩來研究

周恩來研究的難點是對他的晚年，特別是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評價。金沖及認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在“文革”中兩難處境下的所作所為的評價是公正的。周恩來對“文革”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最初對當時出現的許多嚴重違反政策的行為并不贊成，但他是擁護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張的。隨著“文革”的發展，周恩來比較早地察覺出問題，十分憂慮，力圖加以限制或避免。但當時可供他選擇的余地其實很小。他選擇了忍辱負重，力挽狂瀾，發揮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石仲泉針對研究中存在的對周恩來的一些非議，認為周恩來一生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他的高尚品德堪稱全黨楷模，那種誣稱周恩來“表里不一”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1967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后周恩來曾給“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對這封信黨史學界歷來有不同的解讀。陳揚勇就此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周恩來寫這封信，既反映出他在感情上站在那些拍案而起、“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一邊，同時在理性上又不太贊成采取這樣一種斗爭方式；既希望老同志能積極抗爭，又希望老同志能注意斗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