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時期以革命教育為主的群眾教育初探

二、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使早期共產黨人認識到革命教育的重要性

（一）馬克思主義對經濟社會之分析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從此中國人在觀察世界時有了一種新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他們從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中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希望，深信經濟基礎變革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革命行動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和理性選擇。革命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只有通過革命改變了經濟基礎，與之相適應的觀念形態才能夠建立起來。而配合革命首要做的就是革命宣傳教育，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理論一旦掌握了群眾就能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只有讓中國廣大的勞工階層受到啟蒙，認識到自己受剝削、受壓迫的奴役地位，他們才能夠覺醒，并進而迸發出掙脫身上手鏈腳銬的勇氣和力量。

（二）早期共產黨人對革命教育的認識

早期的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先生號召：“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里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情，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去開發他們，使他們知道要求解放、陳說痛苦、脫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們幾個青年，舉國昏昏，還有那個？”[5]P648-649

《共產黨》月刊曾發表《告中國的農民》一文，指出：“中國農民占全國人口底大多數，無論在革命的預備時期，和革命的實行時期，他們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設若他們有了階級的覺悟，可以起來進行階級斗爭，我們底社會革命，共產主義，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該文指出：革命者應面向農民“要設法向田間去，促進他們的覺悟”；并號召農民“集合起來”，“搶回你們被搶的東西”，搶回你們被搶的田地。“你們一起來，自然有共產主義來幫你們的忙的”，“共產主義就能使你們脫出一切的痛苦”。[6]P3、6、7

毫無疑問，要想從根本上推翻殖民主義的思想奴化和封建主義的禮教牢籠，建立符合中華民族意愿的新文化和新教育，首先必須通過革命把舊政治、舊經濟轉變為新政治、新經濟。有鑒于此，毛澤東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化教育必須服務和服從于這一時期政治經濟和革命斗爭的需要，任何超越這一需要的文化教育方針都是不妥的。[3]P501毛澤東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便把教育與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斗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不僅通過農民夜校、工廠礦區宣傳革命道理，而且還通過創辦湖南自修大學、主持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等途徑去培養革命干部。湖南自修大學的目的不是要辦成一所純粹學術的大學，其目的是為“改造社會”做準備。一方面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愿；另一方面自修大學的目的在于改造現存社會。對于自修大學的學生，首要的是考察其人生觀、政治觀，以保證羅致有志于革命的青年。自修大學注重對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的宣傳，課程中貫穿了革命精神，引導青年學生積極參與革命活動。何叔衡在結業儀式上形象地將學校的師生比作“酒藥子”，將在四面八方“各處發酵”。[2]P405

三、井岡山殘酷的斗爭是群眾教育以革命教育為主的重要原因

井岡山時期群眾教育蓬勃發展。受五四新文化教育的影響，根據地開展了廣泛的新文化教育運動，移風易俗，廢除封建迷信，倡導做新時期的新人。各地的婦女砸掉“三從四德”枷鎖，剪發、不穿耳朵、不纏腳；同時，毀神壇打菩薩，不求神拜佛，不卜卦，不看相算命，將符箓簽卦等法器摧毀燒化，改造道士和風水先生，使反對封建迷信活動深入人心。 [7]P133對于識字教育，掃盲教育，井岡山革命時期亦非常重視。1928年10月，湘贛邊界黨的“二大”決議案指出：“特委要組織教宣委員會，制定訓練教材，計劃每周的訓練工作”，“同時要做識字運動，以提高工農同志‘寫’‘看’能力。[7]P132為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根據地開展了豐富多樣的文化活動。當時，紅軍經常與工農群眾一起聯歡，主要節目有：曲藝春羅詞《毛委員帶兵打文家市》；蓮花鬧《反對帝國主義》；漁鼓詞《推翻國民黨最后得解放》；新五更《鄧英自嘆》；話劇《打土豪》、《活捉蕭家壁》等。

井岡山時期是根據地初創時期，剛上井岡山時，“冷冷清清”，紅軍急需擴大革命影響，讓群眾知曉紅軍的性質、主張和目的；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對群眾進行革命教育，發動群眾，使革命事業獲得群眾的支持。而在延安時期，黨的執政得到鞏固，邊區政府得到國民黨的承認，因此延安時期有更多的力量進行地方建設和辦正規的教育。雖然井岡山時期也有一些零星的普通文化教育，但是普通的文化教育也是圍繞著“革命教育”這個中心目的的，這是井岡山殘酷斗爭環境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