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植夫：把敵軍工作做到對日作戰第一線

鄧子恢（左4）、敵工部長林植夫（左3）等在皖南合影

1939年冬，鄧子恢（左2）、林植夫（右1）與日軍俘虜合影

參加新四軍 組建敵工部

1937年8月，國共雙方達成共識，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1938年元月，周子昆率中共中央派往新四軍的干部30余人抵達江西南昌，新四軍軍部在江西南昌成立。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林植夫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前往江西南昌參加新四軍，初任葉挺秘書，協助葉挺做了許多新四軍組建等早期工作。

不久，新四軍建制確立，編制為4個支隊，軍部設立司令部、政治部。政治部組織序列為組織部、宣傳部、民運部、敵工部、行政管理處、保衛部和隨軍書記，林植夫出任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在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的領導下，林植夫組建了新四軍敵軍工作機構。敵工部內設立一科、二科、三科并任命了科長，同時要求前線各支隊也都相應設立敵工科。根據八路軍政治部規定“各級敵軍工作機構應由得力干部主持工作，且應是懂日語的干部”指示，新四軍在全軍范圍內先后物色了一批在日本留過學或者懂日語的干部，如陳子谷、陳超凡、謝鎮軍、盛華、段洛夫、陳辛仁、邱東平、程葉文等。盡管人數非常少，但這批干部都是中共黨員，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們中許多人已是我黨團骨干力量。

制定新四軍敵軍工作綱要

林植夫將這批敵軍工作干部集中在軍部，組織大家翻譯前方戰場繳獲的日軍文件、情報、士兵日記、來往家書、信件，為軍部提供有關情報，并研究分析日軍士兵思想動態。通過研究、歸納和總結，他們發現雖然日本軍官告訴士兵到中國是為“東亞永久和平而圣戰”，但是日本士兵在家信中表達的幾乎都是“想家”、“想妻”、“被迫來華作戰”。他們對在戰場被俘十分恐懼，因為日本軍官對他們說：“支那是野蠻人”，“中國軍隊對日俘一律殺頭”，“殺了頭日本人就永遠不能轉生輪回投入人胎”。因此，在火線上應當是被打死也不能繳槍。新四軍這批敵工干部都有過在日本工作、學習的生活經歷，十分了解日本的民俗和民情，一下子就抓住了日本士兵悲觀懈怠的情緒及產生原因和怕做異鄉鬼的心理。

敵工部成立后，林植夫著手研究制定《新四軍敵軍工作綱要》，研究中央關于政治工作三大原則，特別是“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政策。研究“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政治工作，就是要打政治進攻戰，以對敵削其銳氣、動其軍心、攻其心理、突破其薄弱環節。1938年7月，林植夫任敵工部長期間，新四軍政治部印發了《敵軍工作綱要》，確定了新四軍應把對敵宣傳工作作為“對敵軍工作的進攻戰”。《綱要》指出：“敵軍工作的進攻戰，基本上是從政治上奪取與瓦解敵人軍隊，解除敵軍思想上的武裝，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變為日本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在目前的中心，則須集中注意瓦解敵人。”《綱要》認為，宣傳的方針要注意以下三點：一要正確把握敵國與敵軍內部的矛盾和困難，抓住日本人民的厭戰情緒，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和平、要飯吃等適當口號與宣傳材料。二要正確地站在國際主義和革命的民族主義立場上，要宣傳我們的抗戰與日本人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合于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正義的。三要站在自衛戰爭的立場上說話……我們只想自求獨立解放，并不想侵略日本，我們戰爭的最后目的，只是為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我們為了民族解放要堅決抗戰到底。

把敵軍工作做到對日作戰第一線

為了新四軍各支隊開赴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戰斗需要，林植夫又組織大家擬定了日語口號，如“繳槍不殺”、“優待俘虜”、“不搜俘虜腰包”、“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等，先到各團，在連隊中教戰士呼喊，以便在火線上使用。為了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林植夫深入連隊，講解有關日本的情況，以克服抗戰初期人們害怕日軍的心理，極大地鼓舞了我軍士氣。他還將敵工部的干部陸續派往各支隊任敵工科長、股長。

1938年6月，新四軍派出第1支隊老2團挺進江南。為了將瓦解敵軍政治工作做到戰斗第一線，軍政治部派陳超凡到1支隊老2團任敵工股長。他一到團里，就教戰士用日語喊話“繳槍不殺”、“過來優待”，還派人在日軍出沒經過的地方張貼日文反戰標語，并教育戰士：對待日軍俘虜要尊重人格，除了收繳他們攜帶的武器和軍用品外，不搜腰包，不打罵……別看這只是一句話、一張紙，這些政治攻勢也是新四軍對日軍的無形槍彈，一到前線，它就能動搖日軍軍心。如1938年8月23日老2團在江蘇丹陽珥陵鎮伏擊日軍這次戰斗。當時日軍第一中隊40多人突然遭到新四軍老2團伏擊，日軍士兵香河正男在慌亂逃跑之中也想到自殺。但他突然聽到日語喊話“新四軍不殺俘虜”，遲疑中他被追上來的新四軍戰士打倒做了俘虜。新四軍戰士用小推車把他送到團部。當他聽到我軍干部用一口流利的日語告訴他“新四軍對放下武器的日軍士兵一律不殺，不愿意留下的還可以發路費放他回去”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我們的新四軍干部上衣口袋插了支鋼筆，聽說還是日本留學生時，他十分驚訝。新四軍敵工干部說話面帶微笑，還尊重他們的人格，不像是教官講的“支那野蠻人”。戰俘雖然驚魂未定，但被俘時的第一印象使日軍士兵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許多。

寬待俘虜 改造戰俘

新四軍政治部借住在農民家里，日軍戰俘的住處緊靠著敵工部長林植夫的住房。日軍戰俘處處感受到新四軍這支部隊軍民一致、官兵一致、軍紀嚴明、政治文明。林植夫經常找他們談話，問起他們的家庭、父母，說明這場戰爭日本一定會失敗、中國必將勝利的道理，并請他們給日本家中寫信。香河正男怕信被日軍拆閱，林植夫說“絕對保證不出問題”。家信由軍敵工部交給香港來的陳先生帶到香港后，用航空信寄往日本。家人果然得到了他們健在的信息，他們心靈受到一次震撼。

香河正男還清楚記得，在軍部林植夫還請別的精通日語的人對他們談話教育。這其中有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生、后任新四軍第1師敵工部長的陳超凡，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生謝鎮軍，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生、后任新中國第三任駐日大使的宋之光，以及留學日本的陳辛仁、鮑漢清。在敵工部不僅有大量的日語書，還有蘇聯、法國的文學全集如高爾基的《母親》、日文版的《資本論》等。香河正男說：“我深深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所感動。”

留在軍部的一批日軍戰俘經過教育，轉變了戰爭立場，開始了他們的新生。為配合敵工部宣傳，香河正男、田火田

作造分別以日軍陸軍第三師團輜重兵和陸軍軍屬名義聯合署名，寫了一份日文傳單《告訴我們兄弟們》，以新四軍“官兵平等”和“享受到人間的溫暖”現身說法，反思這場大肆屠殺中國人民同時給日本同胞帶來死亡和痛苦的戰爭，號召日本士兵“反對這場戰爭！把槍口對準軍閥和它們的走狗”。這是新四軍敵工部第一張由日本軍人寫的日文反戰傳單。

1940年2月，香河正男、后藤勇、濱中政志等5位日本人在云嶺新四軍軍部正式宣誓參加新四軍。從此他們由“國際友人”轉為“同志”。

新四軍在前方常繳獲到敵軍軍官和士兵的家書、相片和作戰計劃，林植夫為此夜以繼日地進行翻譯。有一次繳獲到一個日軍的家書，里面寫著他在南京與人開展殺人比賽，他殺了101人，另一個殺了102人，同時還附了一張擺在地上的一串長長的人頭的相片。看到這些反映日軍慘無人道罪行的鐵證，林植夫當即決定編成小冊子向前后方散發。

林植夫對工作盡心盡責，經常廢寢忘食地編寫對日軍的宣傳材料。當時的工作條件相當艱苦，冬天夜間也沒有火盆取暖，作為部長的林植夫常常工作到深夜。日久，他的右臂和腰得了風寒癥，到了無法舉動的地步；眼睛也大為受傷，不得不住院治療。盡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對敵宣傳工作，常把同事叫到醫院去，在他的大通鋪床旁記錄他的口述稿。

在這一時期，林植夫的思想產生了較大變化，他感到“這是一生中最努力，也是精神上最痛快的時期”，深信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華民族進行民族解放斗爭，才有可能實現獨立自由的真正的“大同世界”，于是立下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誓言。在嚴峻的斗爭中，這位黨外“布爾什維克”曾受到軍部《抗敵報》的表揚。

皖南事變后日本同志與新四軍并肩戰斗

1940年底，隨著江南戰場的形勢朝著有利于新四軍的方向發展，蔣介石開始步步“圍剿”新四軍，發起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他要江南新四軍北撤至江北。深知蔣介石的敵工部長林植夫已經從許多跡象中隱隱感覺國民黨反動派可能要對新四軍下毒手了。軍部決定部隊分三批北撤調動時，林植夫當即決定軍部的日本同志香河正男、后藤勇、濱中政志、岡本進等人立即第一批先行出發(1940年12月4日，他們出發之時，后藤勇因生病耽擱下來)。1941年1月4日，軍部最后北撤時，政治部與軍部機關一起行動，林植夫將后藤勇帶在身邊，保護他的安全。北撤的新四軍9000余人在茂林遭到了國民黨7個師8萬多人的包圍和截擊。從1月7日至14日，新四軍陷入重重包圍，彈盡糧絕。包圍政治部和教導隊的蔣軍108師手舉白旗跑出來說要請新四軍派一位代表去商量辦法。危急時刻，林植夫決定用自己無黨派的身份出來解救部隊。然而這竟是國民黨的陰謀。一到談判點，林植夫雖經一番怒斥辯論卻立即被卸下武器，扣押收容所。踏進收容所他看呆了，政治部李子芳、黃誠等重要領導人及政治部的一些處長等許多熟人悉數被捕。林植夫由于不肯寫悔過書，被視為“頑固分子”，被囚禁在上饒集中營長達5年。

在皖南事變后，日本同志始終與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不離不棄，并肩戰斗，保持堅定的一致，令敵工部長林植夫深深為此而自豪。新四軍日本戰友香河正男、濱中政志、岡本進等在新四軍第一批北上途中，恰遇皖南事變爆發，千余人的隊伍遭國民黨重兵包圍、追擊。一次行軍途中在被偽軍攔截之際，香河正男人等3人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巧妙地化裝成日軍軍官，消滅了攔路偽軍的一個小分隊，使大部隊得以順利通過。這支先遣隊艱難輾轉江南歷時近半年，尋找通往蘇中新四軍之路。這年初夏，香河正男等3人終于在新四軍的接應下，和他們的老戰友、老領導在蘇中團聚了。令林植夫感動的還有后藤勇。記得茂林突圍已經4天了，軍政治部的林植夫等領導又累又餓，軍部命令就地休息。這時，后藤勇帶有日本飯盒，就煮了一盒米粥請大家吃。皖南事變后藤勇不幸被俘，被收容在戰士中，幸而他長得又黑又壯，又會說中國話，最后逃出了虎口。他沒有放棄抗日的決心，與100多名被打散了的新四軍人員一道，終于到了江北，又回到了新四軍革命隊伍中。這幾位日本同志經歷了革命斗爭磨煉，后來都成為了堅定的抗日先鋒，在新四軍組織下，組成“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在華中地區與延安日共領導的“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并肩抵御日本侵略軍，直至抗日戰爭最終勝利，有的還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