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船政文化的淵源與發展

福州有著悠久的造船歷史。古越人尤其善于造舟及用舟，《淮南子》載：胡人便于馬，越人便于舟?！对浇^書》載，越人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連江發掘出一艘獨木舟，系用樟樹樹干所制，長7.10米、前寬1.10米、后寬1.50米，殘高82厘米，兩側舷板由前向后斜起。據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對舟體木材測定，其時間上限為公元前290年，下限為公元前100年（戰國末至漢武帝時期）。此舟造型古樸，加工粗糙，但舟體有明顯經過粗笨的金屬器加工的痕跡。(1)連江獨木舟的發現，證實了古文獻關于閩越族善于造舟的歷史記載。

一、西漢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余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之?！?(2)《后漢書鄭弘傳》稱：東漢時，“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庇捎诋敃r航海條件還不成熟，因此“風波艱阻，沉溺相系”。(3)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建安（今福州）設有官方造船工場，由“典船校尉”專門管理?！巴錉I在開元寺東，吳置典船都尉造船于此?！?(4) 這些是福州地區最早的相關記載。唐代奉行開放政策，歡迎海外商人前來經商貿易。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云：“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5) 海外貿易促進造船業的發展，帆船載重量迅速增加，廣東和福建沿海之間“往來大船一只，可致千石”。(6)五代時期，王審知鼓勵商業貿易，為發展經濟而創造了種種便利條件?！冬樼鹜醯抡酚涊d：“公（審知）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廛市，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擊轂摩肩，竟敦廉讓之風，驟睹樂康之俗。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檝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怪石驚濤?！?(7)當時福建商人出海貿易也盛極一時。閩國莆田人黃滔《賈客》詩：“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8)描述了商人在海上隨波逐利的情形。福州的造船業為海外貿易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條件。

宋以來，中國經濟中心南移，中原人口為戰禍所迫紛紛南下，福、興、漳、泉沿海一帶人口猛增。沿海居民紛紛出洋貿易，或移居海外，“以海商為業”，遂成為一代人轉向謀生的新手段、新模式。由于社會需求和經濟推動，宋代造船業隨著商業的發展，海外貿易的繁榮，海上交通對船只需求量的增多而興盛起來。據宋初成書的《太平寰宇記》所載，泉、福二州“土產”項下即有“海舶”一項，可見造船業在宋初已成為福州一項重要的手工業。“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9) 《三山志》載：船場“慶歷舊記場在南臺舊鹽倉之東，《治平圖》復在井樓門外州東北。古有船場門謂此，今皆廢。官造舟率就河口彌勒院之旁”。(10)由于宋朝廷采取比較開明的態度，民間造船業臻于興旺，僅福州“沿海九個縣，就有三百七十三只海船。連宋朝命使放洋，也常委托福建監司雇募海船。” (11)宋代福州工匠掌握了全國第一流的造船技術。福州所造的船只深受歡迎，《忠穆集》稱：“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12)據《太平寰宇記》載福州所造的海船：“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丫鳥船?！?(13)《宋會要輯稿》亦有記載：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二日“乞依陳敏水軍見管船樣造尖底海船六只，每面闊三丈，底闊三尺，約載二千料……緩急足當十舟之用。” (14)這種尖底型海船，業經考古發現得到證實。宋代造船業發展不僅表現在船舶數量的增加，還表現在向大型化演變。大者5000料，可載500—600人。大型商船對于遠洋貿易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

元朝多次向外征戰，動用水軍為數不小。在沿海、沿江有水師千戶所、萬戶府，還設立海站，“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書省臣言，行泉府所統海船五千艘以新附人駕之，緩急殊不可用，宜招集納顏及里納噶爾流散戶為軍，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人……且防御海道為便，從之”。(15)元代統治者倡導并制定了有利于發展海外貿易的政策，世祖后期，專門管理外貿機構的行泉府司，擁有和管制的海舶多達萬余艘，可見當時海運力量雄厚。元朝廷在至元年間曾一次撥款10萬錠鈔建造海舶。元代海船以船體龐大，容載量多，多水密隔艙，結構精巧堅固，航海安全而著稱于世。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方面刺激造船業。造船業的發展，加上指南針用于航海，又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馬可波羅經過福州并描述福州城市美麗、物資豐富、海外貿易興盛：“有一條大江（閩江）穿城而過……兩岸簇立著龐大、漂亮的建筑物。在這些建筑物前停泊著大批船只，滿載著商品，特別是糖……許多商船從印度駛達這個港口。印度商人帶著各色品種的珍珠寶石，運來這里出售，獲得巨大的利潤?！?(16)宋元時期造船業的高度發展，為明初鄭和下西洋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明初的海防政策促進了造船業的發展。明永樂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率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統領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赍奉詔旨賞賜，歷東南諸番，以通西洋?！?(17)鄭和船隊以強大的海上力量不戰而屈人之兵，形成人心所向、萬國來朝的局面達到維護國家海防的效果。福州的長樂太平港是建造鄭和下西洋寶船基地之一。據《明實錄》記載：永樂二年正月癸亥，“將遣使西洋諸國，命福建造海船五艘?！?(18)這5艘海船，指明是為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而特別建造的。在此之前，即永樂元年（1403年）五月，明成祖朱棣曾“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19)顯然也是為遣使西洋做準備。據《長樂縣志》記載：“太平港在縣西半里許，舊名馬江。明永樂七年，內寺鄭和使西洋，海舟皆泊于此，因改今名。” (20)明代衛所制，沿海各衛配備戰船50只，每所配備戰船10只。當時有福、哨等類型船只，衛所軍春夏出哨，秋冬回守。明初水師之所以能夠大有作為，就是以興旺發達的官方造船業“烽火門等五水寨造船廠（在府城東南河口）”作為后盾。(21)閩北山區是杉木產地，一般秋冬砍伐，俟春水漲發，順流而下，或集于洪塘，或集于臺江，供造船用。明代走私貿易盛行，鹽業生產迅速發展，刺激了私營造船業，福州西門外洪塘，商鹽海船一向俱在此打造。其間性能最為優良的是福船。福船以耐風濤、御火著稱。“蓋福船之制高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張，其尾高聳，設舵樓三重于其上”。“福船凌風駕濤頃刻千里，勢如山摧，賊舟遇之大者即碎，小者即犁……福船有三種，上焉者謂之大福船，次者謂之海蒼，又次者謂之草撇，皆福船也?！?(22)福船是明代水師裝備的主要戰船，比倭船大得多，有堅實的龍骨和骨架，不怕沖撞，在深海中占優勢。戚繼光在福建指揮抗倭，就是憑福船克敵致勝。俞大猷談拒倭方略說：“當以福建樓船破之?！彪m有比福船更大的船，但由于穩定性差，在船上發射火器難于命中，因此效果不如福船。這是福州人的驕傲，其時中國造船業在世界上還是首屈一指的。

清初，福建鄭清雙方對峙，戰爭大多是在沿海地區和海上進行，戰爭勝敗很大程度上靠雙方水師戰船實力。因而在其間，時而軍事抗爭，時而和談，但雙方激烈的造船競賽卻沒有停止過?！胺蛸\之未殄，由于水軍之不精；而水軍之未精，便由于戰船不備”。“速造戰艦，精練水師……賊船高大，非鳥船、水艍不足以當其鋒”。(23)清朝廷意識到被動局面是由于水師戰船不如鄭氏，故統治者對造船越來越重視?？滴跏四辏?679年），福州大造戰船400艘，潮州造100艘，從浙江調來100艘，加上原有戰船，清朝水師不論是戰船質量還是數量都有很大改善，為統一臺灣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條件。清代福州船廠設在南臺、洪塘等地，制造海船，需要大量巨木，閩北山區盛產木料，木材結成木排，不需數日便可漂抵福州。由于歷史的原因，福州“匠作千百，一時可集”，有這些有利條件，福州官方船廠多為本省和外省建造戰船。民間船廠所造之船，不少也供應外省商人使用。清代大型的“鳥船”，“至若鳥船之式，甚大，樑頭至于三丈余，可載數千石”。(24)鳥船頭小身肥，船身長直，除設桅、蓬外，兩側有櫓二只，有風揚帆，無風搖櫓，行駛靈活。而且櫓長櫓快，船行水上，有如飛鳥。鳥船飲譽海內外，用途十分廣泛。

二、福州古代造船業是全國的一個縮影，造船業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現實的反映。以鄭和下西洋作為分界線，此前中國造船業遙遙領先于世界，此后中西文明發生了易位，中國的造船業遠遠落后于西方。

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戰亂局面時，首先想到的是發展水軍。南宋靠水軍劃江而治，偏安江南后客觀上距海洋近了，東南沿海較內陸發達的商品流通及其產生的豐厚稅利，使統治階級對海洋作用的認識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于取之于民。他認識到商品經濟的重要性，這促使南宋對外經濟政策相對開放。元軍南下征戰時，亦采納了宋降將劉整“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之計。于是大造戰艦，教習水軍，遂戰襄樊、取荊江，順流而下建康、臨安，終于滅宋建元。入主中原后，對周邊的日本等國采取武力征服政策，一度投入數以十萬計的兵力和數千艘戰船，這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這種大規模、遠距離的跨海軍事行動，對戰船提出新的需求，對造船業的推動是肯定無疑的。宋、元兩代無論軍事或經濟上的原因，其向海洋發展的趨向使造船業獲得了前所少有的動力。

明初中國水師船到過安南和朝鮮海域，鄭和下西洋是以國家支持的海外經略活動，有“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的威懾動機。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并在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島東南部）消滅了以此為基地的中國“海盜”，肅清海道。顯然有著向海洋發展的取向。這一政策對造船業的推動是很大的。鄭和下西洋也是唐、宋、元對外交往與對外貿易的繼續，是國家海洋經濟利益由近海轉向遠洋的嘗試時期。

明代后期造船業開始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明朝調整海防政策，北方的頻頻告警使統治者把注意力從海洋轉向內陸，以海禁代海防，變原來的海上防守為海岸防守，將水寨往后移，軍事需求弱化影響造船業的發展。造船經費沒有保證，戰船數量大減，所造船只越來越小型化。海禁政策使海上經貿活動的衰落，造船業失去以經濟需求為發展動力，特別是鄭和下西洋被攻擊為“弊政”，造船業的衰落更是不可避免的。到了明后期天啟二年（1622年）六月，荷蘭殖民者高文律率領10余艘船突襲澎湖島，中國人驚訝地發現“夷船”比福船先進。

清朝海防更加保守，清代為水師訂立明確職責為 “防守?？?，緝私捕盜”，重在巡哨，顧望風濤，多次下令將沿海戰船改小，以便能快速靈便地緝查走私貿易。承平日久又無志于海外，戰船需求日減，從軍事方面對造船業的衰落造成影響。海禁政策使中外缺乏必要的經濟文化交流，科技發展水平滯后。到鴉片戰爭時期，清水師戰船全部是木制帆船，戰船上安炮最多10門，載員70-80人，仍處于中世紀水平。而英軍水師正由帆力船向蒸汽船過渡。其戰船雖多為木制帆船，已有部分以蒸汽機為動力的火輪船。與清戰船相比，英艦具有船身大、船體堅，配械多的特點，大船可載五六百人，置炮76座。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結論：造船業的興盛背后，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積極運動，它推動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中國有著向海洋發展的趨向，并遵循商品經濟規律開創歷史新紀元的機會。然而，由于封建政治體制的鞏固和傳統海洋觀念的禁錮，又使中國不可能順利把握這一機會，反而走入誤區和歧途，實行了停止海上貿易的禁海政策，表現在向海洋發展的停滯和造船業的衰落，實質是商品經濟受扼制，資本主義萌芽遭到窒息，它導致生產力低下、生產工具落后、科學技術進步緩慢，也造成了社會政治機制的腐朽和對世界的蒙昧無知，從而喪失了歷史發展機遇。

三、鴉片戰爭，西方侵略者憑借“船堅炮利”打進中國，中華民族蒙受亙古未有的災難，一些有識之士深深感到落后是一種多么可怕、多么可悲的局面。林則徐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仿造外國船艦的主張和活動，顯示出中國海防近代化的新跡象。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巨痛促成洋務運動啟動，開始了“師夷長技”的實踐。福州造船業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期。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上疏朝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25)造船與海防、御侮關系密切?！爸^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26)師夷之長技，要做到“洋人之長皆華人之長，實為永久之利?！?(27)建議朝廷只有創立近代軍事工業基地，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強的專利，才能真正做到“師其長以制之”，促使中國海軍立于不敗之地。清朝廷批準了左宗棠設局造船的建議。

福州馬尾正是建立近代船廠的理想良港，“知馬尾一區，上抵省垣南臺，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門?？冢贪耸镉衅?。自五虎門而上，黃埔、壺江、雙龜、金牌、館頭、亭頭、閩安皆形勢之區，而金牌為最要。自閩安而上，洋嶼、羅星塔、烏龍江、林浦皆形勢之區，而羅星塔為最要。馬尾地隸閩縣，距羅星塔之上游，三江交匯，中間港汊旁通長樂、福清、連江等縣，重山環抱，層層鎖鑰”。(28)左宗棠選擇船政基址于馬江北岸中岐鄉三岐山下，背山面江，寬130丈，長120丈。當年動工，二年后建成衙署、學校、洋員辦公所和住所、廠房、船塢、宿舍等，占地600畝。其規模全國首屈一指，與當時西方造船廠設備一樣齊全。

馬尾船政局籌備工作大體告成。左宗棠接調任陜甘總督的命令，離閩在即，選擇繼承其事業的人已是迫在眉睫。左宗棠是個善于用人的洋務派官員，他認為主持近代工業，不但要熟悉洋務，而且“惟此事固須擇接辦之人，尤必接辦之人能久任其事，然后一氣貫注，眾志定而成功可期”。(29)他看上了當時在籍丁憂的沈葆禎。根據左宗棠奏議，清朝廷除“特命總理船政”外，還給予“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以防牽制”。(30)沈葆楨于同治六年（1867年）挑起了船政大臣的擔子。他把船政作為自強、御侮之道。他強調“廠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況由熟生巧，由舊悟新，即鐵甲之法，亦可由此肇端”。“購置者權操于人 ,何如制造者權操諸己”。希望朝廷“恩準將閩廠輪船續行興造，以利海防”。(31)他主持的船政無疑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

同治六年（1867年）12月，馬尾船政局第一座船臺竣工。同治八年（1869年）6月，第一艘木質輪船“萬年清”號下水。以后一年半內，湄云、福星、伏波等船相繼下水。以上4艘船主機都購于外國，船政局只制造船體。從該年底起，船政局開始起造150匹輪機。同治十年（1871年）6月，第5號輪船“安瀾”號下水，“所配輪機、汽爐系150匹馬力，均由廠中自制。” (32)“安瀾”號裝備了第一臺國產蒸汽機（仿造），在我國造船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光緒二年（1876年）夏，船政局用了半年時間建成鐵脅廠。9月2日第一號鐵脅輪船（木殼護以鐵板）安上龍骨，使我國造船開始擺脫木船時代。光緒三年（1877年），第2艘自制的鐵脅兵船“超武”號下水。從光緒七年（1881年）起，船政局開始試制2000噸級的巡洋艦，馬力達2400匹。5年后，船政局又進一步向外國購買鋼料、鋼板以試制雙機鋼甲戰艦。此艦于光緒十五年（1889年）建成，命名“龍威”，編入北洋艦隊，改名“平遠”。這艘軍艦在甲午之役與日人交戰，屢受巨彈，但損傷較少，較之外購船艦的性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據稱，工業發達的德國也只是到1885年才能建造此種型號的軍艦。從同治八年（1869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馬尾船政局共制造各種輪船34艘，這些輪船都編進福建水師、南洋水師、北洋水師，船政局的設計水平和造船能力都在逐步提高。

左宗棠、沈葆楨造就人才的設想，頗具戰略眼光，指出“船廠根本在于學堂”。(33)船政的前、后學堂是中國第一所海軍學校。同治五年（1866年），在福州城內白塔寺開辦學校，學校采用西方的教學方法，這在當時是個創舉。這所最早的海軍學校，初名“求是堂藝局”，另設一個“繪事院”。前者培養制造與駕駛人才，后者培訓測繪人才。次年學校遷到馬尾，將“求是堂藝局”改名“船政學堂”，分前學堂，學造船，以法語授課；增設“后學堂”培養海軍駕駛、管輪人才，以英語授課。學生學習期五年，四年在校學習，一年到軍艦上或造船廠內實習。學校制定《求是堂藝局章程》作為辦學綱領，這是清代興辦海軍學校的第一個管理章程。該校大膽采用西方形式辦學，為以后其他海軍學校所效法。船政學堂的畢業生及留學生在造船、開礦、通訊、鐵路等行業和軍事、教育、科技、外交諸領域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從船政本身的發展來看，船政學堂學生在同治十二年 ( 1873年 )已能獨立地監造輪船 ，后學堂畢業生也能自行駕駛輪船。船政學堂的畢業生和留學生普遍受到歡迎。嚴復從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回國后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 ，成為一名軍事教育家，后來又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最為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魏瀚于前學堂畢業后赴法國深造 ，歸國后經幾年鍛煉 ，長期充任福建船政局總工程師，后來又擔任廣九鐵路總理。中國早期的海軍將領,出自船政學堂者甚多， 1884年中法馬江海戰中殉國的五名管駕、督帶，都是船政學堂駕駛專業的畢業生。北洋海軍參加中日甲午海戰的 12艘戰艦中，船政學堂畢業生和留學生就有 10個管帶。他們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青史。

由于福建船政學堂的成功，后來開辦的水師學堂的總辦、專業教師多是閩人。李鴻章曾說，“閩開風氣之先，今日創辦海軍，豈能舍此而取其未習者？”這些人在招生時先期函招其親屬子弟來應考，或來閩選擇優秀青年應考。因此，清代規模較大的海軍學校有五，馬尾船政學堂、天津北洋水師學堂、黃埔廣東水師學堂、煙臺海軍學校、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共有畢業生二千多名，其中閩籍約占七、八成之多?！?34)這也是中國海軍閩人獨多的原因。有人稱馬尾船政局的設立為“中國海軍萌芽之始”，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直至民國時期，海軍主要將領還多是船政學堂的畢業生或由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劉冠雄、薩鎮冰、李鼎新先后任海軍總長?？傊衷谥袊齑瑯I與中國近代海軍建設中所起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左宗棠在創辦船政局之初，已經意識到近代工業從軍用向民用發展的趨勢，“竊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無事之時，以之籌轉漕則千里猶在門戶；以之籌懋遷則百貨萃廛市……以之籌轉漕，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自洋船準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是非設局造輪船不為功”?！耙詸C器制造機器，積微成巨，化一為百……由此更增機器觸類旁通。凡制造槍炮、炸彈、鑄錢、治水有適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為之”。(35)沈葆楨也注意到船政經費問題，并提出了解決的辦法?！皯]兵船過多，費無從出，則間造商船，不患領者無人”。(36)沈葆楨造商船三號“永保”、“琛航”、“大雅”。但清朝廷當權者對“招商領雇”不以為然，這三艘船成了清軍的運輸艦，船政局進行商品化生產的道路被阻，自然也就沒有從利潤轉化而來的資金積累，缺乏經濟動力。這是福建船政局走向衰敗的原因之一。

船政所需費用數額巨大，是以洋稅為經費的主要來源。馬尾船廠開辦之初，“以閩海關四成結款銀四十萬兩為購器建廠之用，然不敷甚巨，按月又由閩海關六成洋稅下解銀五萬兩，名為制船經費”。(37)據福建船政志記載：“自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開局之日起，截至十三年六月底止，其共計收閩海關結款銀四十萬兩，閩海關月款銀四百七十萬兩，福建稅厘局解銀二十六萬兩，又收犒賞銀限滿洋匠剩銀五百八十八兩有奇，統共收銀五百三十六萬五百八十八兩有奇……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接造起截至光緒三年十二月底止共支銀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二兩……光緒四年正月初一日起截至五年十二月底共支銀八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十四兩……光緒六年正月初一日接造起截至八年十二月底共支銀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兩……光緒九年正月起截至十一年十二月底共支銀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兩……光緒十二年正月起截至十四年十二月底共支銀一百九十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一兩……光緒十五年正月起截至十六年十二月底共支銀七十九萬二百七兩……光緒十七年正月起截至十九年十二月底共支銀九十八萬三千九十七兩……光緒二十年正月起截至二十一年十二月止統共開支銀四十二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兩……光緒二十二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止共開支銀二十萬三千五百四十一兩”。(38)船政局在這三十年間，費用支出是14575516兩。清朝廷財政困難，船政?？罱洺Ｍ锨?，“光緒二年，奏定南北洋經費，于各省洋稅厘金項下，籌撥銀400萬兩。雖經定議，旋即移作他用，南北洋收到實銀每年不及三、四成”。(39)“各海關應提四成洋稅共銀三百九十六萬三千余兩，實解部銀一百三十四萬七千余兩，只有三分之一。” (40)造船廠不僅無法擴大再生產，就連維持原有規模都很困難。何如璋為此上奏：“船政為海防根本，萬無收束之理，查閩海關歲撥經費六十萬兩，近來積欠甚巨，計去年所解不過二十萬兩……工匠在工年久，西法漸通，一旦散而之他，勢難復聚。費千百萬之帑金，經十余年之締造，乃以經費支絀盡棄前功，貽笑強鄰，自乖本志。其為失計當在圣明洞鑒之中，竊維時局艱危，需船孔急，惟有協籌經費，力圖開擴，庶足壯海軍之規模，立自強之要柢?！?(41)經費不足這是船政局走向衰敗的原因之一。

此外，經營管理衙門化，冗員多、效率低，辦事人員貪污、腐化成風……落后的社會制度，封閉的生產方式，頑固的傳統觀念，船政局在一條崎嶇的道路上掙扎著。但是，不能否定其在近代中國救亡圖存過程中的作用及對近代海防建設所做出的積極貢獻。船政局為近代海防建設和反侵略戰爭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縮小了同西方國家在軍備方面的差距，同時它所起的連鎖反應和輻射作用，促進了對外開放和西學的引進，加速了近代軍事科技的發展。從船政局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先輩們在實踐“師夷長技”，在追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上邁出的堅實腳印。

注釋：

(1)黃開柱、林宗鴻：《連江漢代獨木舟初探》載《福建文博》1980年1期。

(2)陳壽祺纂：《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四，船政，第27—28頁，道光九年修，同治七年正誼書院刊本。

(3)《后漢書》卷三十三《鄭弘傳》，中華書局1973版，第4冊，第1156頁。

(4)陳壽祺纂：《重篡福建通志》卷八十四，船政，第28頁。道光九年修，同治七年正誼書院刊本。

(5)《全唐文》第一冊，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中華書局影印本。

(6)《舊唐書》卷十九，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52頁。

(7)清 王以鏡修《開閩忠懿王氏族譜》第二冊，第8頁“恩賜瑯琊王德政碑”。

(8)《全五代詩》卷84，第2頁，1991年黃山書社據光緒七年（1881）刻《函海》本影印。

(9)《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百三十七，國立北平圖書館印。

(10)《三山志》卷七，船場，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484冊，第182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11)鄭若曾：《江南經略》卷八上，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728—432頁、728—430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12)《忠穆集》卷二《論舟楫之利》，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131—273，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13)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2江南東道，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470—105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14)《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之十八，國立北平圖書館印。

(15)陳壽祺纂：《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四，船政，第29——30頁，道光九年修，同治七年正誼書院刊本。

(16)《馬可波羅游記》第二卷，第八十一章，第191頁，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版。

(17)陸容《菽園雜記》卷三[A].元明史料筆記叢刊[M].中華書局.1985.26.

(18)《明成祖實錄》卷二十六，第6頁，見《明實錄》第37冊，江蘇國學圖書館傳抄本。

(19)《明成祖實錄》卷十九，第3頁，見《明實錄》第36冊，江蘇國學圖書館傳抄本。

(20)乾隆《長樂縣志》卷三，港，第26頁。

(21)鄭貞文續修：《福建通志》[公署志]卷一，第13頁，民國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922——1938）刊本。

(22)鄭若曾：《江南經略》卷八上，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728—432頁、728—430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23)王于玉：《敬陳東南戰守便宜疏》，順治十六年，見《清奏疏選匯》，《臺灣文獻叢刊》第256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24)陳良弼：《水師輯要》“各船式說”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860，第3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5)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五，第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26)羅正鈞：《左宗棠年譜》，岳麓書社1983年11月版，第127頁。

(27)羅正鈞：《左宗棠年譜》，岳麓書社1983年11月版，第272頁。

(28)《船政奏議匯編》卷三，第7——10頁，光緒戊子年刊。

(29)《船政奏議匯編》卷一，第12頁，見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八輯，172，臺北文海出版社。

(30)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洋務運動》五，第1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31)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四，光緒六年吳門節署印。

(32)《船政奏議匯編》卷七，第九頁，見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八輯，172，臺北文海出版社。

(33)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卷四，第3頁，光緒六年吳門節署版。

(34)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下，第605頁。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35)鄭貞文續修：《福建通志》福建船政志，民國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922——1938）刊本

(36)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洋務運動》五，第1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37)《船政廠塢模型說明書》見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第149頁，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

(38)鄭貞文續修：《福建通志》福建船政志，民國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922——1938）刊本。

(39)《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遵旨會議海防折》光緒十一年，見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第58頁，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40)《奕訢等奏請由洋稅厘金項下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折》，見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第615頁，海洋出版社1982版。

(41)鄭貞文續修：《福建通志》福建船政志，民國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922——1938）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