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將氣候變化納入農村社區規劃

11月7日，聯合國氣候大會第22次大會在摩洛哥馬拉喀什舉行。這被認為將是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見行動”的一次會議。

作為公認的最具有挑戰性的全球性議題，氣候變化不僅僅是環境問題，更是社會公正和扶貧發展問題。然而，氣候變化對自然環境及城市的影響被多方關注，但在廣袤的農村地區，氣候變化對其影響在研究及應對方面仍存在很多空白。

脆弱——農村受氣候變化影響不容忽視

脆弱與復雜，是中國農村與氣候變化之間不可避免的關鍵詞。

“中國的廣大農村是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較脆弱地區，甚至是氣候災害多發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表示。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林而達認為，氣候變化還帶來糧食供應的風險，盡管我國一直重視農業生產和發展，包括利用一些新技術抵消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但是風險依然存在，在較嚴重災害發生的情況下糧食供應還有可能造成糧食短缺。

更復雜的是，氣候變化影響與貧困線聯系密切。在我國，貧困地區和生態與環境脆弱地帶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兩者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具有較高的一致性。中國貧困人口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從中國30年的減貧時間來看，減少收入貧困人口相對比較容易，而消除氣候貧困人口是最復雜、最困難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坦言，“氣候貧困最大的特點在于對它的識別和統計是比較困難的，即使有了氣候變化受害人口述，我們也不曉得哪些人因氣候變化致貧。另一方面，解決氣候貧困人口難度極大，氣候變化既是產生直接氣候貧困的主要原因，又可能是產生間接氣候貧困的重要原因。”

潛力——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農村發展規劃蘊含新機遇

“農村氣候變化，不能簡單看作氣候問題，除了關注升溫對未來的影響，特別考慮到農村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地區，還要讓更多的人特別是從農村出來的人或又返回農村的人，去關注農村、農業現代化、農村的社區發展乃至可持續發展，而這項工作還需要進一步深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宏春認為。

杜祥琬亦表示：“農村是應對氣候變化潛力很大的地區，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既是農村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必需，又可為全國乃至全球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農村發展規劃，對保障這個人口眾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安全，特別是糧食安全和水安全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2016年2月，國家發改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城市適應氣候變化行動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到“到2020年，普遍實現將適應氣候變化相關指標納入城鄉規劃體系、建設標準和產業發展規劃”。這一行動方案的出臺，顯示中國對規劃體系納入氣候變化視角有了更多的重視和行動，但目前尚未提出農村社區應如何開展相關工作。

在走過許多鄉村之后，氣候變化背景下“未來農村怎么辦”的問題便困擾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的心頭。“大量的農村社區在發展過程中對氣候變化的意識還非常薄弱。”他說，我國每年有好幾萬鄉村被改造，但大部分是常規規劃，很多農村千篇一律，比如都改成連排別墅，環境問題仍然非常嚴峻，污水、垃圾解決起來非常難。“如何引導農村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實現能源清潔化低碳化，并能增強防范氣候災害的能力，提升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需要盡快提到日程上來。”

探索——將農村與氣候變化多個要素有機結合

姜克雋認為，應在農村社區規劃中納入氣候變化視角，在農村發展進程中穩定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具體要從識別、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三個層次上開展工作：識別旨在加深農村社區和公眾對氣候變化潛在影響的理解，進而有意識采取行動應對；減緩旨在通過實施一系列減緩措施，有效減少農村社區二氧化碳排放；適應旨在探索不同農村社區適應氣候變化的技術和措施，減少氣候變化對農村發展的負面影響。

姜克雋及其團隊經過探索認為，農村在發展過程中“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山青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氣候變化相關的農村貧困、性別差異和防災減災管理等一系列相關問題的解決。另外，我國農村發展過程證明農村建設與發展問題的核心是國家與農戶的關系問題，且新農村規劃與建設也不是單純的舊村改造、規劃，而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得到全社會的支持，也需要大家的積極參與。“農村社區設計非常重要，要將建筑設計、交通設計、能源使用、廢棄物管理、水利社會設施、農村應對氣候變化管理、社區文化生活、減排等納入規劃。”

在周宏春看來，還要注意從實際出發，結合當前國家提出精準扶貧戰略，將低碳綠色發展的理念與農村發展、社區規劃及農民的生活質量改善有機結合起來。

林而達認為，開展氣候變化影響下農村扶貧區劃研究，從區域尺度深入分析中國的貧困問題，探索適應不同地區的扶貧模式，優化國家扶貧戰略與政策體系，提高扶貧效率，對于建設和諧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今天的規劃和設計是為了現在和未來，現代化的農村將是現代化中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個綠色低碳的社區將是現代化農村的細胞，這些細胞的建設過程將極大提高農村的文明水平和公民素質。”杜祥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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