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禮俗、傳說和我們的節日

端午(五月端五/端午)何時成為一個民族節日，在學界一向是個見仁見智、沒有確證因而沒有結論的懸案。正如有學者說的：“把端午起源斷為始于漢代，固嫌太晚，臆斷為始于戰國時代，也是無根之談。”如果綜觀作為端午之支撐的禮俗，其濫觴的時間，至少也有兩千年的歷史了。這樣的問題，還是留待學者們去探討去吧。

在我國，任何一個傳統的民族節日，即非政治性的節日，其起源或動因，大半都是或因農時、或因天文、或因季節、或因農作需要、或因生命延續需要，而得以濫觴并逐漸形成的。一個特定的日期，一旦被全社會認同為全民性節日，又必定附著了許多禮俗作為基本構成內容，也必然有許多關于這些禮俗的傳說在民眾口頭上廣泛流傳，而這些因地而異的口頭傳說，反過來又對節日(包括禮俗)的延續和發展起著強固的積極作用。節日及其禮俗和傳說，在其發展中，總是隨時代的變遷和生活的需要而發生著或快或慢的遞變，不時加入了許多新的因素，而這些新的因素，由于是和新的環境、時代、社會相適應的，也就使傳統的節日獲得了新的生命力。“遞變”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以至傳至今天的節日，有的甚至已經與其本意差之千里了。端午節就是一例。各地現代形態的端午，與原初形態的端午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異，其本意，如厭勝禳災(五月為毒月)、辟毒逐疫的原旨，經歷過漫長的歷史途程，在有些地方和有些人群中，或由于失憶而變得湮沒無聞了，或由于功能的淡化或削弱而基本上退出了人們的意識和生活。無怪乎媒體上有人批評說，深厚而多樣的文化內涵被遺忘了，剩下的只有吃粽子，幾乎變成了吃粽子節了。我有一個例子。在我的家鄉，用五月端午捉來的癩蛤蟆，將一碇上好的墨從它的屁股上塞進去，讓蛤蟆皮翻在外面，吊在房檐下風干后，用來治療疽瘡或“痄腮”(腮腺炎)，有奇效。葛洪《抱樸子》說：“蟾蜍萬歲者，頭上有角，頜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干，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流水。能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矢皆反還自向也。”癩蛤蟆就是蟾蜍。它嘴里射出來的是毒液，能致人中毒，也能治療疽瘡。我兒時得過“痄腮”，這是一種傳染病，父母就用吊在屋檐下面風干了的癩蛤蟆裹墨涂在我的腮上消腫，很快痊愈了。現在醫療技術進步了，即使在農村癩蛤蟆裹墨也不僅不用了，怕是根本不知道有這么回事了。因此，追尋節日的本意，認識其本原和性質，對于今人認識自身及其文化的來龍去脈，保護民族文化的根脈，當是至關重要的。

關于端午節的本意和性質，20世紀前半葉，先有江紹原先生(20年代)后有黃石先生(40年代)刨根問底的追溯研究，其所得出的結論，已成為我國學術界的共識：端午節原本是一個“禳災”或“逐疫”的節日，亦即一個公共衛生的節日。20世紀后半葉的研究文章很多，在端午的起源與內涵諸方面作了細化的闡釋，但似乎并沒有太大的超越。黃石說：“端午節是個渾然的歲時禮俗體系，它的諸般禮俗有一條線索貫通，作為它們的中心支柱是什么呢？一切都為了逐疫，一切都為了保證生命的安全，最高的目的，唯一的目的，是生存欲的表現。一句話說，端午是逐疫節，這就是它的根本意義，也就是唯一正確的解釋。”(黃石《端午禮俗史》第230頁，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5月版)生活的需要和時代的變遷，促使端午的內涵發生了或快或慢的遞變，如江紹原所說：“風俗系應某種需要而起，但是本來需要的到后來也許漸漸消滅，其時也，這個風俗如其不隨著消滅，就往往改變性質和內容，成為滿足另一種需要的工具，于是那風俗的本意日久許完全被人遺忘。”(江紹原《端午競渡本意考》，北京：《晨報副刊》1926年2月10、11、20日)而促使端午節及其禮俗發生或快或慢的遞變的因素固多，除了生活的需要和時代的變遷的直接影響外，民眾中流傳的關于端午及其禮俗的口頭傳說也起著不可忽視的、或者說推波助瀾的作用。

如上所述，端午的原旨和性質在各地是一致的，幾乎沒有大的區別，而構成端午節日的禮俗則種類、名目繁多，且因地而異。以生活形態類而論，諸如蓄蘭沐浴，龍舟競渡，采百草與斗百草，捕蛤蟆，熙游，競技等；以辟毒逐疫類而論，諸如戴百索和香囊，長命縷，懸艾人，五雷符、五毒符等；以時食類而論，諸如角黍(粽子)，羹湯，端午酒，端午宴等不一而足。總的看來，代表性的禮俗主要是兩項：龍舟競渡和吃角黍(粽子)。

端午及其禮俗的傳說，主要是以某些與端午相關的同質的社會習俗為題材，并逐漸將其起源與某些歷史人物及其功業聯系起來，而創作、記述、渲染、傳揚、流傳下來的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口頭作品，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由不同地域的民眾所創作的，惟其如此，才顯得紛繁而駁雜，呈現出文化多元性和多樣性的特點。僅就端午起源的傳說而言，主要與三個歷史人物有關：楚大夫屈原、吳大將伍子胥、越王勾踐。此外，也還有孝女曹娥等等。《武陵競渡略》說：“競渡事本招屈，實始沅湘之間。”(《古今圖書集成成歲功典？武陵競渡略》)《荊楚歲時記》說：“邯鄲淳曹娥碑云，事在子胥，不關屈平。”(梁？宗懔原著、譚麟譯注《荊楚歲時記》，第30節)宋？高承《事物紀原》說：“越地傳云，競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踐，今龍舟是也。”當然主要是以龍舟競渡這個重要的端午習俗來說事。楚人說端午起源于對屈原的緬懷，吳人說端午起源于對伍子胥的悲悼，越人說端午起源于對勾踐的紀念。這三個關于端午起源的“傳說群”，究其實質，其實是楚、吳、越三個地域文化的產物。楚、吳、越這三個歷史上并立與交戰的國家和集團，都處身于戰亂紛爭的春秋戰國時代，民眾對民族的命運的期望與對國泰民安的憧憬，勢所必然地促使他們選擇各自理想中的代表人物，作為他們的民族精神的代表和旗幟，而這樣的人物就是屈原、伍子胥、勾踐。于是，在時代因素使然下，以悲悼祭祀屈原、伍子胥、勾踐為內容的端午起源傳說，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并逐漸與原先就流行于民間關于“毒五月”的種種驅毒逐疫的民俗事象聯結或融合起來，形成了包括民俗事象和人物功業在內的內容龐雜的端午傳說，而民間原有的一些民俗事象被納入到傳說中之后，給予了起源或意義上的重新闡釋。這些端午傳說一直在民間流傳不衰，使其成為在所有的傳統節日中最富傳說色彩和斑斕民俗事象的節日。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流傳的態勢出現了一些變化，沅湘地區流傳的紀念屈原端午傳說和吳越地區流傳的伍子胥端午傳說仍然盛傳不衰，而紀念勾踐的端午傳說雖然也仍在民間流傳，不過范圍相對要窄一些，主要在紹興一帶。嘉興一帶民間關于端午節的傳說，則以伍子胥傳說為主，同時也兼有勾踐傳說。

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端午節”進入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名錄，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六大傳統節日之一。秭歸、黃石、汨羅、蘇州、寶山、余杭、晉江、嘉興、黑河、石獅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地區，相繼被批準為我國端午傳統習俗的保留地和保護地。這些進入國家名錄的端午保護地區，其所擁有的端午民俗事象和故事傳說，是不一樣的，帶有很濃重的地方性。筆者在前面所論與三個歷史人物相聯系的三個代表性地區，即楚、吳、越故地，除了前面所說的戰爭糾葛外，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古代楚、吳、越三個國家和集團的生活環境，都在水網地帶，楚在沅湘流域，吳在太湖周邊，越居沿海兼山巒，豐富的水域所造成的居住環境的共同性，同時造就了他們都以龍舟競渡為其表達觀念的載體。而這觀念的實質，據學者考證，不是別的，而是“送標”、禳災(送災)、逐疫；后來，逐漸轉變為對屈原、伍子胥、勾踐的追懷，把他們的業績與端午的起源聯系起來，借以通過對這些偉大人物的謳歌來表達人們的理想和憧憬。

盡管民間作品不等于歷史，不能把春秋時代的屈原、伍子胥、勾踐這類歷史人物附會到端午的起源傳說上就因而認定端午起源于春秋戰國時代，但畢竟“從遠古時代起，民間文學就是不斷地和獨特地伴隨著歷史的”(高爾基《蘇聯的文學》)， 以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和歷史事件為核心情節的傳說和以紛繁雜蕪的端午民俗事象為核心情節的故事，依然在一些地區相互依存、口頭流傳的事實，無疑是我們今人認識歷史和考察民眾宇宙觀和社會觀的重要材料，也因此值得我們加倍地珍惜和悉心地加以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