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庫對話尤權 談了福建發展哪些干貨？

3月6日，新華社瞭望智庫對話福建省委書記尤權。

尤權認為，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尤權同樣提到了日本的馬桶蓋，他是這么說的：“福建處于中低端水平的產業比較多，很大一部分需要升級改造，但有些企業，如泉州九牧生產的馬桶蓋不比日本差。”

【干貨版】

福建再上什么樣的新臺階？

尤權認為體現在七個方面：

一是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5%左右。

二是產業結構明顯優化，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比重有較大提高，企業實力和創新能力進一步增強。

三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穩步提高，人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

四是城鎮化率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從去年的34.7%提高到48%左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去年的61.8%提高到67%左右。

五是生態環境質量繼續保持全國前列，森林覆蓋率繼續保持全國首位。

六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提前比2010年翻一番，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七是體制機制創新取得明顯成效，投資貿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市場活力明顯增強。

福建GDP保持8.5%左右增長，這個速度是不是有點高？

尤權說，我們深入分析研究后，認為這個速度是可以實現的，福建有這方面的優勢和潛力。

――福建投資力度會進一步加大，補齊交通、通信和城鄉公共基礎設施的短板，加大公共服務產品供給；

――這幾年，福建在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石油化工等產業上了一批好項目，明后年將形成生產力。

――向深化改革要潛力，福建有些改革試點走在了全國前列，具有福建的一些特點。比如，自貿試驗區的“一照一碼”，三明的醫改、林改，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政府簡政放權，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等等。

特別是高度重視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問題，健全完善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讓千家萬戶的民營企業迸發新一輪創業熱情。

特別是要用好自貿試驗區這個平臺，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探索行政管理體制新模式，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和貿易發展方式轉變，推動金融領域開放創新，推動自貿試驗區建設取得更大突破。

――以海絲核心區建設為重點，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爭取現有的70多萬有勞動的扶貧對象，每年脫貧20萬左右，確保到2018年國定扶貧標準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020年省定扶貧人口全部脫貧。

福建如何創新、如何“互聯網＋”

尤權說，福建的傳統產業比重較大，但傳統產業不等于“夕陽產業”，關鍵是產品有沒有創新，是不是適應市場的需求。

莆田的華峰紡織新材料，投入科研資金超億元，在全球擁有超過120人的設計與開發團隊，擁有國內外專利50多項，通過創新帶動工藝和技術不斷升級，成為國內唯一一家同時獲得世界前三大著名鞋類運動品牌（阿迪達斯、NB、耐克）認證的面料供應商，產品訂單已排到2017年后，其中自主知識產權產品Haptic簽約訂單排到2020年。

從供給側入手，通過技術、產品、業態、營銷、管理等創新，傳統企業才能從容地應對困境、突破重圍。

創新能夠發掘和形成新的增長點，在“互聯網+”時代占據先機。“互聯網+”時代是一個顛覆的時代，行業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在科技、信息的廣泛運用以及資本的大力推動下，企業創新需要花費的時間大幅減少，成功的速度也越來越快。過去我們去商場買東西，現在我們在互聯網上買東西；過去我們打的，現在我們用手機軟件叫車；過去我們講“百年老店”，現在不少企業從創立到市值巨大所用的時間也不長。

泉州的品尚電商，在國內首創“B2B鞋服產業鏈電子交易+P2P互聯網金融支持平臺+征信”模式，打造面向鞋服產業鏈的垂直電商平臺，截至2015底已經完成880億元的交易額，成功重構了整個鞋服產業鏈的交易生態。

福建繼續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比如，依托廈門大學建立的石墨烯工業技術研究院，采用校企聯合共建模式，與英國BGT材料公司和福建輝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吸引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沃肖洛夫加盟，這有望推動以石墨烯為核心、涵蓋觸摸屏、儲能、機電和生物等領域產業集群的形成。

未來的方向是，我們要通過整合各方資源，積極主動地融入全國乃至全球創新網絡，努力成為“參與者”甚至是“領跑者”。

福建將繼續強化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作用。企業是經濟與科技的關鍵結合點，是最活躍的創新主體。福建的民營經濟發達，目前89.5%的研發投入由企業完成，84.2%的R&D（研究與試驗性發展）活動人員集中在企業，65.7%的省級科技獲獎成果來自企業。

創新是“放”出來的，不是“管”出來的。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原文】

尤權：前進道路上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主要在供給側

文/瞭望智庫宏觀經濟觀察員 龐清輝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2015年福建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不少指標處在全國前列。

中央對福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給予了厚望，賦予了“自由貿易試驗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等一系列先行先試的重大政策。那么，福建的十三五規劃有哪些基本考慮？如何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國兩會期間，新華社瞭望智庫就這些話題專訪了福建省委書記尤權。

在談到福建“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時，尤權說，福建“十三五”期間不僅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同時要推動“經濟發展再上一個新臺階”，這不僅是定性要求，也是定量要求。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福建有基礎、有空間、有環境（包括生態環境、營商環境和政治環境），確保“十三五”規劃綱要目標的實現。

談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權說，“福建的重點難點是產業轉型升級”，“要把創新貫穿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過程”。在他看來，福建首先要推進產業轉型，把增量做優，做成有競爭力的產業，同時要促進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福建處于中低端水平的產業比較多，很大一部分需要升級改造，有些企業，如泉州九牧生產的馬桶蓋不比日本差。”尤權為福建的產品做了一個廣告。他認為：“前進的道路上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十三五”再上一個新臺階是什么含義？

瞭望智庫：福建制定“十三五”規劃時有何基本考慮？

尤權：在年初召開的福建省“兩會”上，我們認真貫徹落實中央五中全會精神，審議通過了“十三五”規劃綱要。綱要明確，未來五年，福建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同時要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再上一個新臺階，使之進入一個更高水平、更可持續的新的發展階段。

新臺階的含義主要體現在七個方面：

一是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5%左右，2020年接近4萬億元。

二是產業結構明顯優化，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比重有較大提高，企業實力和創新能力進一步增強。

三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穩步提高，人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

四是城鎮化率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從去年的34.7%提高到48%左右，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去年的61.8%提高到67%左右。

五是生態環境質量繼續保持全國前列，森林覆蓋率繼續保持全國首位。

六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提前比2010年翻一番，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七是體制機制創新取得明顯成效，投資貿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市場活力明顯增強。

實現“十三五”再上新臺階的目標，關鍵是要全面貫徹落實“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產業轉型升級為重點，加快建設機制活、產業優、百姓富、生態美的新福建。

我們重點要做好五個方面工作：

一是努力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具體講就是GDP保持8.5%左右增長。這個速度是比較高的，但我們深入分析研究后，認為這個速度是可以實現的，福建有這方面的優勢和潛力。

為此，要進一步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消費的基礎作用和出口的促進作用。抓投資重在選準投資方向，提高投資效益，大力發展新興產業，補齊交通、通信和城鄉公共基礎設施的短板，加大公共服務產品供給。抓消費重在培育和釋放農業轉移人口等新興群體的消費潛力，拓展旅游、養老、健康、信息、教育等新的消費熱點。抓出口重在加快產品換代升級，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提速服務貿易發展，進一步增強出口競爭力。

二是進一步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這是“十三五”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我們將堅持做大增量與優化存量并舉，以創新驅動帶動產業轉型升級。 一方面通過優選產業、優選項目，策劃生成和引進建設一批技術先進、帶動性強的重大產業項目，加快形成能夠影響全局、有利長遠發展的新增長點。這幾年，我們在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石油化工等產業上了一批好項目，明后年將形成生產力。

另一方面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互聯網+、工業4.0、機器換工等為手段，實施新一輪技術改造工程，進一步激活存量。前段，我們在莆田、泉州調研時，看到了一批傳統產業通過轉型升級，渡過了難關，有的甚至逆勢增長。

三是通過深化改革，打造更具競爭力的發展環境。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我們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推進各項改革。有些改革試點走在了全國前列，具有福建的一些特點。比如，自貿試驗區的“一照一碼”，三明的醫改、林改，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政府簡政放權，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等等。這些改革舉措激發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 未來五年，我們還是要緊緊抓住改革這關鍵一招，突出市場導向，堅持放管結合，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讓福建的投資環境更加公平、更加高效。特別是要高度重視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問題，健全完善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讓千家萬戶的民營企業迸發新一輪創業熱情。特別是要用好自貿試驗區這個平臺，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探索行政管理體制新模式，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和貿易發展方式轉變，推動金融領域開放創新，推動自貿試驗區建設取得更大突破。

四是以海絲核心區建設為重點，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福建在古代海絲發展上有過輝煌的歷史，現在我們也有海洋，海外（華僑）的優勢，特別是與東南亞經貿關系很密切。我們將充分發揮平潭綜合實驗區、自貿試驗區、福州新區等新的對外開放平臺的作用，把全面、雙向、共贏的開放大門打得更開，不斷提高外貿和利用外資的水平，同時也積極穩妥地擴大走出去，加強國際產能合作，努力構建開放新格局。

五是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處理好發展經濟與保障民生的關系，把財政投入的重點放在保基本、保公平上，加強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逐步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范圍，推進城鄉、區域和群體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堅持把脫貧攻堅作為第一民生工程，深化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進一步健全扶貧開發體制。爭取現有的70多萬有勞動的扶貧對象，每年脫貧20萬左右，確保到2018年國定扶貧標準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020年省定扶貧人口全部脫貧，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

“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福建重點難點是產業轉型升級”

瞭望智庫：我們注意到，在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的情況下，去年福建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不少指標處在全國前列。您如何看待福建當前的經濟發展情況？

尤權：過去一年，面對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我們牢牢把握中央支持福建加快發展的難得機遇，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把穩增長放在首要位置，把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作為中心工作，突出以改革強動力，以開放拓空間，以創新促調整，發展呈現“緩中趨穩、穩中有進”的態勢。全省GDP增長9.0%；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等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也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與此同時，中央分析的“四降一升”的情況在福建也不同程度存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企業之間出現分化。

特別是從行業來看，福建處于中低端的傳統產業增速明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企業普遍面臨成本上升與訂單減少、產品不好賣、利潤下滑“兩頭受壓”的情況，而高新技術產業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快2.5個百分點左右；投資類行業增速持續回落，投資邊際效益呈現遞減趨勢，鋼鐵、水泥、石材、工程機械等與房地產相關的產業持續低迷。

而受居民消費剛性需求拉動，食品、農副產品加工、紡織等消費品工業增長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低端產能普遍過剩，高端先進產能明顯不足，企業所需要的工業軟件90%以上依賴進口，居民赴海外購買的商品正從奢侈品向馬桶蓋、電飯煲、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進一步壓縮了省內產品的市場空間。

我們還關注到，當前多數企業成本負擔依然比較重，資金成本、物流成本、電價、各種稅費、環保投入等仍在高位。

總體而言，我省經濟持續增長仍有良好的支撐基礎，但在前進的道路上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瞭望智庫：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理論思考到具體實踐，都做了具體闡述，對于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具有重大意義。對此，您是怎么看的？福建在這方面有哪些考慮？

尤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統籌國際與國內、著眼當前與長遠、兼顧戰略與戰術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針對經濟新常態開出的“中國療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念為我們解決經濟新常態下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指明了方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改革使供給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既涉及到重要的制度改革，也涉及到重大的戰略性結構調整。推進這項改革，必定會加快發展“動力切換”進程，推動經濟“升級換檔”，從而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

由此可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必由之路，是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舉措。

福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的是全面落實中央部署的“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在具體實踐中也會有所側重。對于福建來說，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難點是產業轉型升級。

去年我們召開省委九屆十四次全會，專門研究部署了今后一個時期產業轉型升級工作，對打造福建產業升級版相關的發展模式、產業結構、發展動力、制造模式、資源利用方式等提出了明確要求。我們認識到，在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就是要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高端供給，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拖不得、等不起。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我省企業呈現出“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現象，大部分發展比較好的企業，都是比較早地、主動地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加快實施了產業轉型升級；反之，那些跟不上市場需求變化、缺乏創新能力的企業，就會遇到比較大的困難，甚至面臨被淘汰的危險。

針對不同行業和企業的實際狀況，我們在推進轉型升級中制定了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特別是深入推進我省“制造2025”、“互聯網+”等行動計劃，下更大力氣去“抓龍頭、搭平臺、鑄鏈條、建集群”，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主導產業做優做強、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新增長極，促進生產從粗放向集約、產品從低端向高端轉變，真正打贏產業轉型升級這場“攻堅戰”。

把創新貫穿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過程

瞭望智庫：您曾經說，把創新貫穿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過程。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福建產業“升級版”過程中，您認為創新將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尤權：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源于創新基礎上的效率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大發動機”，無論是制度變革，還是結構優化，抑或是要素升級，其核心都是創新。創新解決的是經濟發展動力問題，這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靈魂所在。

可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就是一次重大的創新實踐。福建能否在“十三五”時期后來居上、彎道超車，成功打造福建產業“升級版”，主要就看我們能否在創新發展上邁出實實在在的步伐。

創新能夠提高傳統產業的供給質量，更好地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福建的傳統產業比重較大，但傳統產業不等于“夕陽產業”，關鍵是產品有沒有創新，是不是適應市場的需求。

莆田的華峰紡織新材料，投入科研資金超億元，在全球擁有超過120人的設計與開發團隊，擁有國內外專利50多項，通過創新帶動工藝和技術不斷升級，成為國內唯一一家同時獲得世界前三大著名鞋類運動品牌（阿迪達斯、NB、耐克）認證的面料供應商，產品訂單已排到2017年后，其中自主知識產權產品Haptic簽約訂單排到2020年。

從供給側入手，通過技術、產品、業態、營銷、管理等創新，傳統企業才能從容地應對困境、突破重圍。

創新能夠發掘和形成新的增長點，在“互聯網+”時代占據先機。“互聯網+”時代是一個顛覆的時代，行業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在科技、信息的廣泛運用以及資本的大力推動下，企業創新需要花費的時間大幅減少，成功的速度也越來越快。過去我們去商場買東西，現在我們在互聯網上買東西；過去我們打的，現在我們用手機軟件叫車；過去我們講“百年老店”，現在不少企業從創立到市值巨大所用的時間也不長。

泉州的品尚電商，在國內首創“B2B鞋服產業鏈電子交易+P2P互聯網金融支持平臺+征信”模式，打造面向鞋服產業鏈的垂直電商平臺，截至2015底已經完成880億元的交易額，成功重構了整個鞋服產業鏈的交易生態。

事實證明，新事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有不斷創新才能為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

瞭望智庫：福建下一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工作重點在哪里？

尤權：首先，要在制度創新上邁出更大步伐。我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關鍵的就是要通過破除各種制度性瓶頸、體制機制和政策障礙，走出更多依靠科技、人才為支撐的創新發展新路。所以，制度創新松綁的程度，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

福建是改革開放先行省份，在這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也要力爭走在前頭，創造更多有特色、可復制推廣的做法經驗。我們將以福建自貿試驗區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為突破口，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引領，聚焦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開放環境，拿出更多像“一照一碼”“電子臺胞證”等在全國有影響的成果。

我們還將在國企、財稅、金融、資源價格、市場準入等改革領域加快突破，切實打破制約要素在城鄉區域之間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提升配置各類要素與市場資源的能力。

其次，要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充分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持續完善創新服務體系，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促進國內外知識產權資源向福建集聚。

這方面，我們目前有一些積極探索。比如，我們依托廈門大學建立的石墨烯工業技術研究院，采用校企聯合共建模式，與英國BGT材料公司和福建輝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吸引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沃肖洛夫加盟，這有望推動以石墨烯為核心、涵蓋觸摸屏、儲能、機電和生物等領域產業集群的形成。

未來的方向是，我們要通過整合各方資源，積極主動地融入全國乃至全球創新網絡，努力成為“參與者”甚至是“領跑者”。

最后，要強化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作用。企業是經濟與科技的關鍵結合點，是最活躍的創新主體。福建的民營經濟發達，目前89.5%的研發投入由企業完成，84.2%的R&D（研究與試驗性發展）活動人員集中在企業，65.7%的省級科技獲獎成果來自企業。

近年全省引進的四批共51個高層次創業創新團隊中，企業引進數高達48個、占比94%。作為政府來說，我們能做的就是營造一個好的創新環境，這個“好的創新環境”評價標準是什么呢？企業和一切創新主體的感受是標準，各類創新人才能否真正集聚也是標準。只要是有利于企業創新能力建設的，就應該多方施策、肯下血本。

創新是“放”出來的，不是“管”出來的。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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