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課熱需要“冷思考”

網課上成“網游”

“我們反復斟酌、反復討論。基本原則是：不做直播網課。”今年2月，浙江杭州崇文教育集團總校長俞國娣給學生家長的一封信引發了討論。

為何不做直播網課?俞國娣說：“在課堂上、老師的眼皮底下都不能保證每個孩子專注、投入地學習，在家里一個人坐在屏幕前能好好聽課、扎實學習?老師講得全情投入、學生聽得斷斷續續一定會成為常態，進行討論交流、互動幾乎不現實。我們不希望因為網絡教學而產生新的學困生。”

對于網課的“先天缺陷”，山東某小學教師拓源(化名)也有相同的感受。“隔著攝像頭，看不到孩子在聽課時的舉動。很多家長反映，有的學生趁著使用電腦和手機時聊天、玩游戲，把網課上出了‘網游’的效果。”

艾媒咨詢針對在線教育的一項調查顯示，55.3%的受訪者認為，疫情防控期間線上教育的預期效果比在學校學習時差。對比課堂在校教育，學習氛圍差以及學生專注程度低被認為是線上教育的最大短板。

專家認為，網課學習效果不佳，部分源于一些學校把線下課堂照搬到了線上。“利用已有在線教育資源開展的在線教學，與完全按課表、要求教師進行在線直播的在線教學是不同的。直播類應用取得成功多存在于小規模受眾、能夠充分保障師生互動交流的案例中，鮮有利用直播提升大規模課堂效果的案例。”熊丙奇說。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此前指出：“停課不停學”不是指單純意義上的網上上課，也不只是學校課程的學習，而是一種廣義的學習，只要有助于學生成長進步的內容和方式都是可以的。但在實踐過程中，“在家學習”仍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線下教學的復制。

“網課被人接受，正是由于它能夠打破時間、空間和學習程度的差距，讓人可以通過屏幕和網絡鏈接，隨時隨地學習。它不是對于網下課程的照搬，而需要在內容、互動、測評等方面尋找線下到線上的‘動態對應’。”教育學者方柏林認為，網課的常態化和持久普及，需要探索網課的有效模式。

為了讓學生從在線教育中有更多成長和收獲，拓源給學生布置了幾項開放性的作業——“你對這次疫情有什么思考?”“作為一名小學生，談談你可以做些什么?”得到的答案讓她頗為感動。

“孩子們從疫情中成長了很多，上下一心的抗疫斗爭、醫護人員的感人故事，都對他們產生了正面的影響。”拓源說，等開學以后，還要在課堂上跟孩子們分享這段時間的收獲和體會。

“教育的初心應該圍繞并堅持為學生提供有意義的學習和生活。我最擔心也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各地老師在‘停課不停學’期間拼命努力得來的成果和經驗，沒有被應用于日常的教學當中，只有在線教育平臺從疫情中獲得了流量。”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陳霜葉說。

“追網”“蹭網”凸顯痛點

在內蒙古呼倫貝爾，一戶世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為了讓女兒順利上網課，不得不全家遷徙尋找網絡信號;在西藏那曲，一名大學生為了“追網”，走兩個小時山路，爬到4000多米的高山上，一邊放牧一邊聽網課;在河南洛寧，一名女生為了跟上網課進度，每天都到村委大院蹭網……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一些地方在推廣線上授課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非網民規模為4.96億，其中農村地區非網民占比為59.8%。受缺少上網設備、網絡未覆蓋、帶寬流量費用負擔等因素制約，部分農村偏遠地區學生仍處于“脫網”“半脫網”狀態，無法正常開展在線學習、尤其是視頻學習。

前述西安交大的調研結果也顯示，相較城市學校，農村學校網課開設率要低10個百分點。電腦作為網課學習的重要工具之一，城市學生的擁有率為90.38%，農村學生的擁有率僅為37.06%。這樣的資源不均衡，在西部地區尤為突出。

與此同時，由于疫情前我國的網絡應用并未針對大規模的直播課堂應用場景做好準備，直播帶來的高并發、大流量，導致網課開展之初網絡掉線、卡頓等事故頻發。

“經過多年建設，我國的教育信息化取得長足進步。但疫情防控期間在線學習以居家為主，依靠的信息化基礎設施主要來自家庭、村莊或社區，而非學校。”唐亮認為，每一個學生是否有機會接受疫情防控期間的“正常”教育，決定著社會公眾對教育公平的認知和判斷。

為解決部分學生上網課難的問題，相關部門及企業迅速行動。偏遠農村網絡信號弱或有線電視未通達地區，“空中課堂”上星播出;運營商和眾多互聯網企業通過“云服務”、算力支持等方式夯實在線教育網絡基礎，并通過特惠流量包等精準幫扶舉措，減輕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用網資費壓力。

專家認為，進行在線教學，要充分發揮在線教育開放、共享的優勢。而“打通最后一公里”，則是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的前提。（人民日報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