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破舊立新”式的司法建設、1957年至“文革”時期“摧枯拉朽”式的司法革命、改革開放之初“撥亂反正”的司法重建到現在不斷走向深入的司法體制改革，新中國六十年來每個時期司法建設的基本方向和具體內容都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存在著密切的關聯。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司法制度是我國現行司法體制的最初發端形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司法組織和司法程序雖然不十分嚴密，但其近代司法制度的結構框架已經基本形成，如在司法組織方面，各級司法機關的設置，基本上按照偵查、起訴、審判的不同職責予以設置；在司法原則和制度方面，明確規定實行公開審判、陪審、回避、辯護、上訴、復核、再審等原則和制度；在審判方式上，創造了一套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依靠人民、便利人民的群眾路線的審判方式，主要包括就地審判、巡回審判和公審制。這種司法制度的結構特色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及改革開放后的憲法和法律所繼承。盡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于如何處理案件已經有了某些比較明確的指導思想、感性認識和訴訟觀念，但這些思想、認識和觀念并沒有形成或上升為理論，并進一步加以體系化。

新中國成立之初，與“舊法”的決裂以及對蘇聯司法理論的引進和借鑒意味著我國的司法發生了轉型，即從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資本主義司法轉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司法或人民司法。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逐漸引進了蘇聯的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比較典型的如檢察監督制度。當時國家“一邊倒”，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司法理論強調意識形態的決定作用，強調司法的階級性，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反“舊法”運動與此不無關系。但是，在具體制度層面，蘇聯的司法制度體系并不具有完全的原生性，其外殼和基本結構來自于大陸法系，它是蘇聯對大陸法系的司法制度進行改造的結果。由于以蘇聯的司法制度為藍本構建我國的司法制度體系，導致在我國現行司法制度中仍然可以看到蘇聯司法理論和制度的影子。

從建國到國民經濟的恢復，是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創建和奠基時期。三年國民經濟恢復后，我國進入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破舊立新”式的司法建設為新生政權的穩固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適應了國家建設的需要，與此同時，卻造成了從清末變法以來所形成的司法傳統的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