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經濟發展中城鄉差距的存在和擴大，嚴重束縛著消費需求的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大體相當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30%的水平。從消費方式來看，農民的消費支出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實物自然經濟的特點，相當一部分消費并不通過市場購買而是自給自足；從收入的支出結構來看，農村居民家庭并不是單純的消費者，同時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因而農戶的收入并不能夠完全用于或主要用于消費支出，相當一部分收入是要用于生產支出；從生活方式來看，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并未真正納入公共財政，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與農民所承包的耕地相聯系，農民承包的土地不僅具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功能，事實上還承載著對農民的社會保障的功能，這就使農民的社會保障更需家庭自身承擔，因此會影響其消費。我國現階段城鎮化率為45%左右，如果支持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動力，長期主要依靠占人口45%的城市居民的消費增長，占人口55%的農村居民消費增長長期遲緩，必然構成經濟增長消費需求動力結構性扭曲。

其四，體制改革本身的歷史變化，尤其是改革的核心環節逐漸從企業改革轉向政府改革，轉向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與公共財政體制等方面的改革相聯系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使得人們對于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加強，尤其是使對社會共同保障依賴度高的低收入層的預期發生變化，從而迫使人們增大強制性儲蓄，以防止未來保障方面更多的不確定性可能產生的風險，使現期消費受到抑制。

因此，中國擴大內需，真正的重點和難點不在于擴大投資需求，而在于擴大消費需求，而擴大消費需求不僅僅是直接刺激城鄉消費，而是需要從國民經濟投資與消費的結構調整上，從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和制度上，從經濟發展的二元性差距縮小上，從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上等多方面入手。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