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當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走入死胡同，資本主義的制度缺陷暴露無遺，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國，卻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印證了迎戰危機的“國家能力”。

這一制度優勢，使我們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鑄就迎難而上的“中國力量”。從南方到北方，從沿海到腹地，從城市到鄉村，從政府到企業，全國一盤棋，決策順暢，執行高效。從中央到地方發揮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運用財政、金融、稅收等政策杠桿，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整個中華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艱辛的嚴冬，迎接發展的春天。

這一制度優勢，使我們能用多種手段推動發展，保證有序有力的“中國效率”。一方面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提高科學性、預見性，靈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堅持推進改革，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之手”的神妙，激發民間的創造力。既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注重加強和完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有效彌補市場經濟的自身不足，確保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

一個國家應對風險挑戰能力的高低，從根本上取決于是否有適合本國國情、反映時代進步要求的發展道路和制度基礎。正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使中國越是處于危急關頭，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體合力。

（七）縱觀歷史，每次大的經濟危機都曾重創世界經濟，同時又催生新的發展機遇。在危機中抓住機遇的國家，通常率先復蘇并占據新一輪發展的制高點。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們從傳統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學發展之“機”，奠定了化危為機“國家能力”的理論基礎。

危機面前，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標本兼治、遠近結合，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契機，把統籌兼顧作為謀劃和推動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顧長期與短期，協調內需與外需，統一民生與國計，既成功化解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眼前之急”，又通過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謀得“長遠之功”。

危機面前，我們以擴大內需為基本立足點，以結構調整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為強大動力，以科技創新為重要支撐，以改善民生為根本目的，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圍實施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大強度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大力度鼓勵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長與擴內需、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有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