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中國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同為中國語言，現代的中國語言就不僅和古代的文言文不同，而且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與我們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作品的表述方式也有所不同。這是正常現象。此外，在語言發展過程中吸收某些外來的詞匯和表述方式也是很正常的。不僅不可避免，而且是豐富和發展中國語言的重要途徑之一。但是，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它長期形成的相對恒定的要素，是不能隨便改變的。如果弄得面目全非，就不成其為這種語言，本民族的人也看不懂、聽不懂了。以漢語為例，恕我直言，現在有的博士生寫的論文可以說是用漢字寫的洋文，用漢語說的洋話，比古文和外文都難懂，不僅我看得非常吃力，他們彼此之間也常常因為看不懂對方的文章而叫苦不迭，要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恐怕更是難上加難了。至于生造詞句，故弄玄虛的毛病，也頗為常見。這種毛病也是古已有之的。蘇軾給謝民師寫過一封信，其中批評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其淺陋”。在他看來，揚雄講的那點道理并沒有那么玄乎，“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揚雄是不是確有這個毛病，姑且不論，但蘇軾講的這個道理是很對的。他還引用孔子的話：“辭，達而已矣。”并說：“辭而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文不可勝用”，這是何等難能可貴的境界！有人似乎以為話越說得艱深晦澀，佶屈聱牙，讓人不知所云，學問就越大。這是極大的誤解。其實恰恰相反，“以艱深文淺陋”最不費力，而用準確明快生動活潑的語言講清深刻復雜的道理才是最難的。毛澤東一貫重視文風問題，當年他把文風與學風、黨風一起列為整風的內容，反對黨八股和洋八股，尖銳地揭露了文風不正的危害性，我以為至今還有現實意義。

（作者：武漢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