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住房問題毫無懸念地成為代表委員們熱烈討論的話題，高房價也自然而然地成為眾矢之的。然而，在解決問題之道上，卻是商有商的想法，官有官的說法，民有民的期待，代表委員們的建言也是五花八門。

為什么各方對住房問題有如此迥異的看法和認識呢？依筆者分析，在中國，從官方到民間，目前還沒有真正認清住房問題的實質所在，也未能厘清我國住房政策的政治倫理基礎和法律邏輯起點。筆者認為，要正確認識中國的住房問題，為房地產政策確立長遠的方向，必須對中國的住房問題進行法權分析，明確住房問題的權利內涵。

從政治和法律層面講，現代國家的任何管理和服務，都須劃分公共權力和公民權利界限，并以此為標準確定政府和公民履行相應責任的前提和尺度。單純從權利類別講，住房問題這個大話題下，還包含至少兩類不同類型的權利，具體來說，一是房屋居住權，二是房屋所有權。別小看這兩個權利的不同，它們反映在一個國家的住房政策上，對政府責任和國家經濟實力的要求會有天壤之別。

從《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精神看，人的吃、穿、住、行、醫屬于基本人權的范疇，也是政府應當予以保障的。這意味著一個人生活在世間，有房住是其生存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流離失所，露宿街頭，不僅讓一個人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水準和做人尊嚴，也直接威脅他的生存。因此，讓所有公民都有房可住是現代國家對其公民的最低責任。但必須指出，這里的“有房可住”指是的保障居住權，而不是保障其每個公民都享有房屋所有權。這恰恰是現代各國大力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基本依據所在，當然也是現代政府倫理所要求的。從生存權意義上講，一個國家不能很好地保障其公民有房可住，那就是政府的失職。我國的住房問題應當而且也必須從這個意義上去著力解決，決不能偏離這一基本方向。

從生存權意義上破解中國的住房問題，制定相應的政策，就要求我們清晰劃分政府保障的對象以及所能提供的保障房性質。首先要通過提供廉租房的方式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以保障他們的居住權；其次是向經濟條件稍好但暫時買不起商品房的市民提供公共租賃房，并保證所有租住廉租房和公共租賃房的公民，在他們沒有購買自己的商品房之前，可以終身承租，以解其后顧之憂。對于那些中等收入的所謂“夾心層”，可以設立獨立運轉的經濟適用房體系，作為他們向自購商品房的過渡。同時，要調控好商品房的供應，增加中小戶型、中低價位的普通商品房供應，控制大戶型和別墅的數量，從而使整個住房制度成為一個層次清楚、銜接良好、結構合理、定位科學的體系。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住房政策就是這樣定位的。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各方呼吁的住房體系明顯不同于上述情形，其中更多地包含了“人人都能買得起房”的成分，這顯然是脫離實際的。因此，有人呼吁降房價，恨不得一直降到全部解決“蝸居”和“蟻居”問題才好。其實，這類想法是違背現代法治和平等要求的。現代法治承認任何人的平等權和私人財產權，但任何時候也不保證每個人都能實際地擁有財產，因為平等本質上就意味著每個人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得相應職位和財富的權利。所以，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通過努力能夠保障全體公民的居住權，就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了，要想人人享有房屋所有權，至少目前階段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