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基尼系數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達0.42，但到了2010年，已經達到0.48。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擴大。收入分配問題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更事關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整頓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李實說。

李實認為，絕對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計劃經濟時代，職工工資實行固定晉級，人為地壓低了人力資本報酬，是不合理的。讓受高等教育的、從事“高知”、“高技”職業的人獲得高收入，符合市場經濟法則。“當‘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輛車時，社會評價一致正向，就是因為這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公平原則，實現了市場經濟‘教育投入與財富產出相關’的效率法則。用高收入激勵教育投入，從而提高整個國家人力資本的素質，這一點毋庸置疑。”李實說。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學公正的人才評價體系和充分競爭的人力資源市場。教育投入的價值并未充分體現，而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調查顯示，北京等地黑市為應屆畢業生“代辦戶口”的價碼已經漲到10萬元以上，而幫助一個大學生進入“國字號”大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中間的“幫忙費”、“好處費”已飆至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元。至于企業、政府領導讓自己子女“潛規則”就業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媒體。

“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削弱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效率，也導致收入階層的不斷分化與強化——富者愈加富有，貧窮家庭延續貧窮。”李實說。

加快改革進程，根治分配“不公”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諧社會的“定盤星”。一些學者表示，目前在我國，解決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較之于完善再分配政策，更為緊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會保障、創業、擇業和就業機會等等。這涉及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制度、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斷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近年來，上海、廣州、重慶等大城市紛紛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今年4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將深化土地管理、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和人力資源市場等，作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點之一進行部署。這些舉措對于消除束縛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十分關鍵。

今年5月13日，國務院出臺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削減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壟斷。現在國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說，除了引入競爭機制，還需要建立國有企業的分紅機制，將超額利潤用之于國、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環。財政部印發的《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稅前280萬元人民幣。“限薪令”出臺后，中國鋁業、武鋼集團等國有大型企業高管層表示帶頭減薪。銀監會、保監會等監管部門紛紛跟進，要求金融企業高管切實“管”好自己。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高管高薪問題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強政府的監管，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和內部薪資制度，不能僅限于“道德層面”的約束。除高額正式薪酬外，各種高管職務消費、隱性消費數量驚人且不透明，極具隨意性，為全社會所詬病。有關部門應當加強有效監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費”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