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利潤、待價而沽、主體利益最大化等等，向來都是商品社會中物質與物質或物質與貨幣的交換原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交換關系尤為凸顯。然而，在精神領域，在文化場中，在心靈世界，這種交換原則的適用度可就不那么帶有普遍性了，以至于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它都會成為反式和悖論。

何以為然呢？惟因精神層面的東西雖然對于人和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極為重要，但卻向來無價可循。比如良心、理智、素質、高尚的道德、純真的情愫、美好的心靈之類，能用值多少錢來衡量嗎？能用商品交換的原則來交換嗎？當然不能。這種“無價”，這種“不能”，恰恰反證了它的極端重要和寶貴，是真真正正的無價之寶。正因為精神層面的東西既重要，又無價，所以也便天然合理地形成并決定了在文化傳播、精神浸潤、道德教化和心靈升華諸方面的社會公益性與不可擅利性。

這一點，早在人類文明的肇始時期就已經在高度自覺地實行了。從堯、舜到孔、孟，從耶穌、釋迦牟尼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他們對人和人類社會所進行的開創性的精神締造與文化建構，都是大公的和無償的。繼他們之后，人類社會在其歷史進程中雖然經歷了數千年的滄桑變故，但亙古不變的卻是精神教化與文化傳播的公益性和社會化、布理性和抑利化、尚德性和無私化、勵志性和倡義化。在這個過程中，“義”對“利”的排斥和取代，乃是完全于未經任何博弈的情況下而天然地賦有的，因為尚德和倡義早已成為精神締造與文化建構中的一種理所當然的民族自信心和集體無意識了。孔子就曾說過：“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種強烈的德義意識，不但通過社會實踐以血脈永續的方式傳承下來，而且也漸漸成為人們的一種精神圭臬和思想范式。不僅在文化傳播與精神建構領域如此，而且幾乎擴延到了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即便是在以賺錢贏利為本旨的商人群落中，也自發地將崇德尚義當做了經商與處世的前置標準。早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明朝，就已有一位名叫王現的商人在總結其事商成功的經驗時強調指出：“利以義制，名以清修，恪守其業，天之鑒也。”在中國歷史上曾經“縱橫九千里，興時五百年”的晉商，之所以能夠達到 “處貨殖之中心，執金融之牛耳”的程度，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實行并堅守了“利以義制”的原則。

經商尚且如此，從文當然就更應該如此了。因為二者不僅形式相異、內容各殊，而且方略互斥、本質不同。前者有價，后者無價；前者有形，后者無形；前者作用于身，后者作用于心；前者以增殖贏利為目的，后者以修德勵志為根本。所以，在精神文化的創造、建構與傳播中，自當首先賦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強烈的奉獻意識和勇敢的擔當精神，而絕不能一味地聽任孔方兄的誘拐，懵頭懵腦地被趙公牽著鼻子走，把賺錢當了從文的主旨與目的。即使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照價值規律經營文化產業，也同樣不可舍義求利，尤其不能唯利是圖。因為文化產業既然是以文化為內容的產業，它在創造、生產、經營、消費的每一個環節中，就都首先和始終要體現文化的性質和效能，切實把悅人、開智、勵志、養心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使之真正能夠以其所涵蓋的先進思想和奮發精神而給人以欣悅和激勵，讓人從對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消費中得到審美的滿足、心靈的凈化和精神的提升。如果出自文化產業機杼中的任何產品和服務不具備這樣的性質，不秉有這樣的效能，起不到這樣的作用，那就無異于從根本上抽去了文化產業的靈魂，而文化產業一旦失去靈魂，也就自會變得只有產業而沒有文化了。當然，這里所謂的“沒有文化”并非是指沒有文化的內容，而只是說這種內容很差、很悖，甚至很壞。這是自然的。因為作為思想載體和精神標識的文化，其在正常狀態下并不呈現中性，而基本上是趨于兩極的，即其內容不是積極的、先進的、高雅的、新穎的，就極有可能是消極的、落后的、低俗的和陳舊的，差別只在于程度不同而已。至于那種不好不壞、亦好亦壞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并非完全沒有，而是其出現的概率很低，且既非文化之常態，又非文化之本質。文化之所以是文化，就是要賦有先進的內容和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否則，還要文化干什么？更遑論文化的效能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