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先生對國史國學的研究貢獻巨大，成就卓越，聲名遠播。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呂思勉文集》最近又新添了幾個品種，其中《呂著史地通俗讀物四種》輯錄了《蘇秦張儀》、《關岳合傳》、《中國地理大勢》、《三國史話》四種著作，前三種皆為呂先生而立之年的力作，他在這幾部通俗讀物中論說歷史，臧否人物，文采飛揚，新意迭出。

說起三國，人人皆知易中天和黎東方，殊不知呂先生的《三國史話》才是細說體和史話體的濫觴。呂先生以三國紛爭為主線，以官渡、赤壁、夷陵戰役為框架，以曹操、劉備、司馬懿為主角，用淺顯易懂而又頗具呂氏色彩的文字，娓娓評說三國的人物和事件，深入淺出，引人入勝。重讀這些七十年前的文字，仍讓人覺得有才有識，文思雋永，余韻流長。大概呂先生是較早替曹操翻案的讀書人。在他的筆下，曹操執守臣節，不肯篡漢，是公忠體國的文臣，是舍生忘死的武士，是恪守封建道德的文武全才，由他來“結束封建時代，真是封建時代的光榮了”。

《關岳合傳》（1916年初版）濃墨重彩地謳歌了中國古代的兩位大英雄關羽和岳飛，其神勇壯烈躍然紙上。在作者的眼中，兩位名將之忠義、將略、人格皆曠世絕倫，為千古楷模：“古今猛將多矣，然其威名遠播，未有若關壯繆者。”又云：“從古用兵，百戰百勝之將，無如忠武者。”呂先生跳出演義小說的窠臼，從兩位英雄的死因尋找歷史的真相，尤其值得讀者注意。關羽傳和《三國史話》都將關羽的死因歸咎于劉備的戰略失誤。赤壁戰后劉備汲汲于奪取益州，并與曹操爭奪漢中，關羽獨領一軍堅守荊土，以牽制魏軍；雖以襄樊大捷震動許洛，但終因前后無援而死于吳國的陰謀。而劉備急于奪取益州正是荊土喪失的禍根，是關羽之死的遠因，亦使日后諸葛亮的伐魏之舉僅剩北出一途而屢出無成。所以關羽之失荊州，應歸咎于劉備的貪心，亦成為他的致命傷。對岳飛的死因，呂先生更是探幽索隱，折衷史事，作公允之論。秦檜殺忠臣，成和議，人所共知，千古冤憤。然而岳飛之死的主因，卻是宋高宗猜忌功臣的心病（歷來收復疆土、功高震主之人皆被視為皇權的最大威脅）。宋高宗在前線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不顧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剪除將帥，削奪兵權，一意求和，偏安一隅，以達到鞏固其一人之權位的目的，故宋金和議告成則岳飛必死無疑。而岳飛個人的悲劇性結局，不僅標志著政治的黑暗至此而極，更預示了趙宋王朝必定衰亡的大勢。

《蘇秦張儀》（1915年初版）以戰國中期縱橫家兩位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跡為主線，評述了他們的膽略、辯才、手腕和人生沉浮，勾勒了當時變幻莫測的外交風云，揭示出縱橫家以陰謀之術為體、以辭令之學為用的精神實質。在合縱連橫成為戰國中期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背景下，蘇秦等游說之士乘勢而起，他們對所事之國毫無忠誠之心，為一己之榮華富貴，不惜以鄰為壑、覆人家國，因此合縱之策只是縱橫家個人獲取卿相之位的捷徑，而絕無促進六國長期合作的功效。作者通過對合縱連橫政策之真相的深入剖析，最后得出外交無法救亡、海內必歸一統的深刻結論。

《中國地理大勢》（1917年初版）亦作于外患彌亟、內憂益深的民國初年。呂先生在文章的開首就表明了他的創作意圖：“我們做了中國的國民，然而對中國的地理卻茫然不知，就有些像那不知產業的主人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都這樣模模糊糊的，這國家還保守得住么？”作者在敘述中國各地的山脈、河流、氣候、物產、貿易、交通、民俗、宗教時，行文看似輕松風趣，但一觸及近代中國喪權辱國的“傷心事”，筆觸又變得凝重起來。他不厭其煩地談到了天津的城墻，大沽口的炮臺，威海衛、膠州灣、旅順的租讓，青島的開埠，香港、九龍的割讓，東三省面積的減半，南滿鐵路的由來，江孜、加托克的通商，字里行間處處流露出他對祖國山河的眷戀之情，發人深省，催人奮起。

呂先生著作等身，卷帙浩繁，博大精深，尤其是他的斷代史、專題史作品，令專業之外的讀者望而生畏，因而對普通讀者來說，這本雅俗共賞的《呂著史地通俗讀物四種》可謂是接近呂氏著作的一條坦途。（《呂著史地通俗讀物四種》，呂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