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歷來反對宣傳黨史和黨史人物上存在的不適當的褒貶和粉飾虛構等現象，多次強調要反映歷史的真面貌。在編輯《周恩來選集》時，鄧穎超就對編輯人員說，你們選周恩來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確實依據證明它是恩來同志的東西時才能用，不要根據分析或猜測。在沒有證實之間，寧舍勿選”。后來，在編輯過程中，對于當年若干歷史情況，鄧穎超不止一次地教導參加編輯的同志要實事求是。她說，對于領導人物，不要總想方設法把正確的東西放在他們身上，不要牽強附會，要實事求是，不要添枝加葉。她指出，領導人物的思想也是有發展過程的。譬如，五四運動中周恩來等人創建的覺悟社是什么性質的團體？有人認為是革命組織，鄧穎超就沒有贊成。她說，覺悟社不能說是共產主義小組，只能說是對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做了些組織上的準備。就是恩來，在覺悟社時，信仰也還沒有定，是后來到了歐洲后才確定的。她特別叮囑說：有些人不是實事求是的，好像把什么功勞都放在周恩來身上；他是出了名的，還有許多死難的同志連個名字也沒有留下來。“總之，你們在寫周恩來時，對他既不要頌得過高，也不要貶，應當實事求是。”

面對編寫人員的史實核對，鄧穎超說：“希望你們不要把我當作恩來一輩子事情的一部電影，不要以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當大家問到土地革命時期中央高層領導中的一些爭論時，她說：“這個我不能作證。你們不要把我今天做政治局委員的資格移到那時候去。我那時還是個小兵小卒。這些事，恩來回來也沒有必要告訴我，有的還是今天聽你們講了以后我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