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進行殘酷斗爭的政治集團或軍隊，能偵察對手并保衛自己才有獲勝的前提，即如同《孫子兵法》所闡述的基本準則──“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便在白色恐怖下面臨著追殺圍捕，若不建立情報偵察和內部除奸保衛工作，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從大革命時期至土地革命初期開始，周恩來等人便領導組建了對敵偵察和黨內保衛機構，同時從一開始便規定嚴禁恐怖活動及不得在黨內相互偵察，使中國共產黨的情偵保衛工作從一開始便在正確原則指導下發展，并同蘇聯那種錯誤的情報工作原則劃清了界限。

對敵設眼線并建立“紅隊”健全外偵內防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的保衛工作，首先體現為敵對營壘中建立情報關系。從1921年建黨后的兩年多時間內，黨的組織只建在知識界和部分工人區，黨員只發展到幾百人，沒有武裝也沒有保衛機構。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在國民黨控制的廣東省內終于有了合法存在和發展組織的條件，建立了少量軍隊和工農武裝，不過也引來了國民黨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右派刺殺，據受傷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還要暗殺共產黨，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偵察保衛組織。當時周恩來安排在黃埔軍校任職的陳賡等人要掌握一些武裝保衛力量，并開始在國民黨內建立一些提供情報的內線。

進入1926年以后，隨著黨的力量大發展和北伐戰爭開始，中共中央又派遣陳賡和在上海工運中打出些名氣的顧順章前往蘇聯，學習情報和保衛工作的經驗，準備建立自己相應的組織。同年末中共上海區委組織工人準備武裝起義時，又從秘密的工人糾察隊中挑選有戰斗精神并精明強干的人員，建立起俗稱“打狗隊”的“紅隊”，擔負起保衛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懲處工賊的任務，確保了陳獨秀、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安全，并保證了工人武裝起義的成功發動。不過此時對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偵察工作還很不健全，如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雖事先有內線報告國民黨要密謀采取“清共”行動，卻缺乏其核心層的決策情報。中共中央負責人面對零零星星獲得的一些警告，又缺乏分析能力和緊急應變的決心，結果在上海、廣州等地的黨組織都遭到突然性的搜捕襲擊而損失慘重。

1927年5月，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吸取前一段的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后稱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及時了解武漢國民政府及其屬下各派軍閥的動向，并為中央組織了精干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汪精衛在武昌召開反共會議后，中共中央便馬上掌握了這一情報，主要負責人都能迅速隱蔽疏散。

當時的形勢逆轉，又造成部分黨員理想信念動搖，加上國民黨對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懸賞5萬至8萬銀元，一些追求享樂和腐化的動搖分子便向敵告密甚至充當內奸。如上?！八囊欢闭兒笥行┫肱炎兊娜苏业降叵曼h組織進行敲詐，聲言若不給錢便去告密。主持上海地下黨工作的趙世炎得知后馬上通知絕不能給錢，應立即斬斷與他們的關系，如果實在避不開便派“打狗隊”消滅這些叛徒。隨后趙世炎本人就因叛徒出賣被捕犧牲，這一慘痛教訓說明在當時黨內建立除奸保衛工作顯得格外重要。

1927年8月中共中央由武漢遷回上海，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后又重組了中央特科，翌年春周恩來又親自主持了特科人員培訓班，指派從蘇聯學習過“格別烏”（即“契卡”的后繼）工作的陳賡、顧順章等人授課。特科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三人領導，實際由周恩來主持，分為一科科長洪揚生主管總務、二科科長陳賡主管情報、三科科長顧順章主管“紅隊”、四科科長李強主管通訊。各科人員都很精干，如三科即“紅隊”起初只有十幾人，靠4支手槍嚴懲叛徒就威震上海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