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3日，福建羅源縣政府一輛公車交通肇事導致一死一傷，有媒體在采訪完傷者和目擊者后披露，車禍發生之后，車內的幾名干部紛紛下車，卻沒有上前救人，而是選擇了離開。此事調查結果公布后引發群眾質疑，政府有避重就輕，希望讓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嫌疑。(3月11日《中國青年報》)

　　當輿論監督、尤其是網絡監督風雨兼程往前趕的時候，我們越來越發現，“問責”這雙鞋需要革故鼎新了———它打著“運動鞋”的旗號，卻遵循著“高跟鞋”的設計，走起來很吃力，也很不合拍。群眾看到的是“公車肇事、干部徑直離去”，這顯然已經不屬于一般意義上的“見死不救”，調查結果卻認定，事發后“駕駛員等人立即報警，5名乘員及司機直到交警和120救護車趕到事故現場處理才離開”。既然如此，為何事發后的監控錄像需要“保密”？對3名副科級以上干部予停職處理所依何法？

　　按照“經驗”，這事如果輿論不跟進，基本就到此為止；但如果密集追問，恐怕問責就會出現新的版本。我們應該還記得“史上最牛官員別墅群”的例子，2008年11月26日，責任人熊傳明被河南省紀委監察廳和信陽市紀委監察局撤掉了信陽市國土資源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并對其予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然而，此前熊傳明得到的處分是“行政警告”。公眾認為過于“輕描淡寫”，于是在輿論壓力下，熊傳明終于“落馬”。

　　為什么問責的結果如此彈性而不可期？為什么問責的力度取決于博弈？如此問責很像菜市場，媒體就像“公平秤”，突發事件好比是商品，地方政府給出“已經處理”的價格，群眾覺得不過癮，水分多，再集體“砍價”，于是地方政府再去修改，“重新處理”，群眾覺得可以接受，于是埋單，皆大歡喜。在這一過程中，官員問責顯然是粗放式的：一旦媒體失聲，群眾信息不對等，“砍價”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很多“賬單”需要媒體曝光；而一旦輿論不夠關注，就算媒體一片熱心，問責也不會有好結果，譬如炸掉的千萬觀光塔，誰出來擔過責？

　　這一切，都是官員問責無標準可循的結果。因此，問責只能是被輿論牽著鼻子走或者淪為看上級的臉色行事。問題是，在地方權力架構中，“上級”與被處理的“下級”往往關系曖昧，是左臂右膀的關系，天生具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沖動，指望行政性處理一步到位抵達公平正義，似乎很難；再說，即便“上級”鐵腕無私，囿于視角有限，主觀判斷很難精準，時有矯枉過正，譬如開會打瞌睡就免職等，也有悖問責的本義。

　　問責要想不至于淪為討價還價，就得從長官意志走向程序和制度問責，從繞指柔走向剛性：一是應建立健全責任追究機制，真正做到按既定程序辦事，二是從“道德問責、政治問責”的偏好中走出來，關注責權對等的行政問責、司法問責。借用一個流行句式———請不要拿你的問責來試探我憤怒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