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茅于軾此語最近掀起軒然大波。批評意見不外乎是從兩個方面出發：一、此舉無法防止富人尋租，純屬富人（制度）生病，窮人吃藥；二、從文明的角度出發，窮人不該受此侮辱。下面一一分析。

　　沒有人會說防止尋租不重要，茅于軾之所以批評經濟適用房提倡廉租房，其核心出發點正是尋租。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面對尋租現象。許多人說從制度上防止尋租最重要，但不管是從權力監督還是從社會信用系統缺乏的角度看，均非一日之功，甚至可以說在可預見的未來的幾年之內難以解決。如果承認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那么還會有什么辦法？

　　很多批評者說，哪怕廉租房不設廁所，仍然無法避免被富人尋租。這話也沒錯，但沒廁所的房子富人不會去住，換言之，哪怕所有的廉租房都落入尋租者之手，但至少窮人最終能夠有個安身之地———不管是通過正規的途徑向政府租住，還是忍受不公平向富人租住。而如果房子修得太好，那尋租者得手之后不管是自住還是出租，窮人連邊都沾不上，這一切在經濟適用房的尋租現象中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另外一種批評是說單獨廁所是文明的象征，而不設單獨廁所是對窮人的“制度性羞辱”，認為茅于軾只考慮到了“有錢人不喜歡”而沒有考慮到“窮人是否喜歡”這個問題。評論者為弱勢代言是美德，但即使如此，也應該更審慎一些：太過冒昧的代言是一種僭越。窮人是否會感到被侮辱，是否會喜歡，最可靠的做法是先去問問窮人是怎么想的。我曾經在廣東東莞的工廠打過幾年工，自問對打工者的生活環境還算熟悉。在廣東某些工廠宿舍有過一些“夫妻房”，不要說單獨廁所了，只有五六平方米，一床一桌而已，用薄板隔開，隔音都成問題。而這樣的“夫妻房”外來工都很喜歡，那種喜悅是裝不出來的。

　　秦暉曾經提出城市應該有貧民窟，在這次批評茅于軾的評論者當中，有很多人曾經是支持秦暉觀點的，讓我不解的是：難道沒有單獨廁所的廉租房會比貧民窟更差？考慮到中國有數以千萬計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如果我們能夠讓數千萬農民工家庭住上沒有單獨廁所的廉租房，這已經是中國最了不起的成就。以中國的經濟狀況和進城貧困人群的數量之多，社會保障的“廣覆蓋、低成本”策略就是當然之義。具體到廉租房，合理的策略應該是：成本低、條件差、數量龐大、身份審核寬松（只要愿意去租均可默認是窮人）。有沒有單獨廁所，也許只是肉食者才會為之耿耿的問題。也許有人說現在的廉租房不是為農民工準備的，但農民工應不應該也有使用廉租房的權利？就解決留守問題來說，廉租房是不是相當不錯的方案？如果我們現在只考慮擁有城市戶口的貧民的住房問題，而不考慮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如何在城市安身，廉租房這個話題的意義將大打折扣。而如果把農民工也考慮進去，那廉租房就絕不能建得太好，因為建得越好，農民工享用的可能性就越低。

　　謝謝茅于軾再次掀起關于廉租房的討論，雖然當下最關鍵的問題還不是建什么樣的廉租房，而是政府建不建廉租房，但至少我們先想清楚總是必要的，以免重蹈經濟適用房的覆轍。□舞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