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文科狀元何川洋民族身份造假事件的“后續發展能力”令人驚訝，與香港大學表示愿意錄取何川洋形成反差的是，昨日凌晨，北大招生辦主任劉明利表示，北大已研究決定放棄錄取何川洋。

北大作出拋棄何川洋的決定，在情理上似乎無懈可擊，這里既有教育部的相關規定，又有網絡輿論的強大支持———有網絡調查顯示，大多數網民支持北大的決定，不少人更喊出“這一決定體現北大良心”的歡呼。

事情真是如此嗎？我覺得，在評判事件的是非并作出直接關系到當事人命運的重要決定時，不應該遺漏對事實本身每一個細節的審慎處置———何川洋父母“未雨綢繆”地更改其民族身份時，他只有14歲。

這意味著當時的何川洋還是孩子，“民族身份造假”是他無法預知更無法阻攔的行為。基于這個關鍵點，稍有頭腦的人都會明白，何川洋根本不可能如輿論所說的是造假事件的“合謀者”。

身份造假曝光后，何川洋父母得到了應有處罰，已被免職，何川洋的加分資格也被取消，還一同飽受輿論炮轟。誰違規，誰受罰，這是法治的精神；冤有頭，債有主，這是民間信奉幾千年的準則。可這么簡單的常識卻被擱置一邊，網絡輿論繼續窮追猛打。不得不說，不少網友在泄憤，出于對以權謀私官員的痛恨，把無辜的何川洋也卷入其中。這是一種“株連”的潛意識。這種心理在普通民眾中具有的號召力，使得任何機構都不能不權衡利弊，并盡量迎合之，以規避輿論風險。可以說，北大拒錄何川洋正是這種利益算計的結果，拒錄一個何川洋，對其整體生源質量并不會造成損失，相反還能盡收“高招公平捍衛者”的美名，何樂不為？所以，沒有必要拔高北大拒錄何川洋的意義，它不過是“理性經濟人”的本能選擇。這個時候，如果北大“冒天下大不韙”，本著注重事實分析、一碼歸一碼的嚴謹態度堅持錄取何川洋，反倒更令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