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陽青年王清，向南陽市上至市政府，下至一個區(qū)的蔬菜辦公室，共181個行政部門，提交7項政府信息公開書面申請。其中，他要各部門公開的最主要一項內(nèi)容是“三公”消費。結果，申請不但沒有實質(zhì)性回復，王清更是被有些單位懷疑是間諜。

這樣的結果，當屬意料之中，但公眾悲憤之情依舊強烈。而有關部門對王清間諜的質(zhì)疑，再次展現(xiàn)了權力的一貫惡習。值得注意的是，王清申請公開的信息，頗為專業(yè)，直指要害。俗稱“三公”消費的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游，有概數(shù)統(tǒng)計，每年達數(shù)千億，民憤極大。此類消費，與政府官員的利益相關性極高，涉及財政預算、人大監(jiān)督等重要制度。要求這樣的信息公開，遇到困難實屬正常。

作為重要的政府信息，王清申請“三公”消費公開，本質(zhì)上是為維護和擴大公民的政治與財政預算的參與權。而財政就其本質(zhì)來說，是政府受公民之托履行公共服務的責任，因而具有更為強烈的“大眾化”屬性。現(xiàn)代社會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治理機構，普通公民也完全有能力承擔起治理責任。

而事實是，政府似乎沒有看好錢袋子。財政預算、決算、審計形同虛設，無法控制畸高不下的“三公”消費。盡管如此，公眾卻難以彌補這一政府治理的不足和漏洞。期望更高層面的參與和治理，自然是奢望，信息公開卻是可以做到的第一步。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一年有余，各級政府對于信息公開，依舊以面臨壓力和準備不足作為借口，再無理由；以涉及國家秘密、社會穩(wěn)定、人事、歷史信息為由拒絕公開的信息，情況復雜，但多數(shù)也是可以公開的。清除此類障礙，有賴于保密制度，以及相關立法的修訂。如此說來，拒絕公開信息，本質(zhì)上依舊是霸道的權力慣性作祟。

值得警惕的是，信息公開過程中確實面臨部門保護主義、地方封鎖主義的阻力。別的部門沒有公開，別的地方?jīng)]有公開，寄望于某一部門、某地主動公開，當然是奢望。誰愿意做這個不討好的出頭鳥呢？厘清以上幾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當?shù)卣块T對王清的申請沒有實質(zhì)性回復。

作為共和國的合法公民，向政府申請各類信息的公開，推動政府信心公開的常態(tài)化、制度化、完全化，不僅是人大、政府機關的責任，公眾亦有責任，更有權利。就像王清所說，“我不是鉆牛角尖，是在推動社會進步?！?/p>

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一年有余之時，回頭審視，多數(shù)申請未獲得實質(zhì)性結果頗為普遍。但可喜的是，要求公開政府信息的事件層出不窮，已成燎原之勢。

有統(tǒng)計顯示，過去一年多時間，公民和組織要求政府機構公開信息的事件，大到申請公布汶川捐款流向、4萬億投資計劃，小到要求公開養(yǎng)豬場土地使用性質(zhì)，不一而足。僅上海市受理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就達9000多起，吉林更是達4萬多起。

每一起申請，寄托的是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每一次失望，損害的是權力的信譽。對此，各級政府部門當積極回應，早日破題。這不僅是履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義務，更是踐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推動中國社會走向開放自由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