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衛生廳日前通報批評鄭大一附院，并對其立案調查，給出的理由是：該院在不具備職業病診斷資格的情況下，診斷職業病例，違反《職業病防治法》。正是這家醫院，于今年6月9日應張海超要求開胸驗肺，確診他是“塵肺合并感染”。而此前鄭州職業病防治所出具的診斷書，否認張患有塵肺病。繼張海超事件后，河南省衛生廳對鄭大一附院的懲罰再度引發憤怒的譴責。

鄭大一附院遭到主管部門的立案調查，可看作是張海超事件的延續。在這起轟動一時的維權事件中，28歲的張海超被迫開胸驗肺，鄭大一附院的結論已被證明是準確無誤。而因為瀆職，鄭州職業病防治系統的多人被革職，特別諷刺的是，這些人多擁有國家認可的職業病診斷資格。張海超們的權益恰恰被夠“格”的人擱置，如今竟以不夠資格為名對鄭大一附院開出罰單，著實令荒謬的現實更荒誕。

問題在于，查辦醫院確有法律依據，它們寫在《職業病防治法》的第72條。這讓懲治鄭大一附院的決定更像是一種合法報復。它的壞影響是多方面的：綜合醫院對職業病人進行合乎醫學道德的診斷或被壓制，張海超們將被繼續控制在顯失判斷力的職業病防治系統，而該系統之外的糾錯機制將被消解，《職業病防治法》的外部監督力量將被破壞，總之讓職業病防治的法治環境異化。

張海超事件之后，修訂職業病防治法規的呼聲很高，這是從根本上消除類似悲劇的關鍵。然而主管部門認為只是個案，并不準備反省現行法規的弊端。張海超開胸驗肺的做法確實很極端，但它作為個體抗爭的激烈方式，其實帶有普遍的教訓意義。當職業病患只能被限定在壟斷性質的診斷體系，一旦這個體系出了錯誤，再加上缺乏其他救濟渠道，病人的身體和健康權只能被眼睜睜地耗盡。

張海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的代表。職業病防治法規理應成為他們可以援引的最重要憑據。鄭大一附院的介入，絕不是對專門法的忤逆，實為最有效的補充、印證和督察。衛生管理機構應該對類似的力量加以尊重和支持。現在以法治的名義打擊鄭大一附院，顯示了要將《職業病防治法》規定的權力部門化，其后果是將公法變成“私法”，用實際行動走向了法治的反面。

細讀《職業病防治法》可以發現，法律在賦予職業病防治系統以權力的同時，也規定了職業病鑒定、監察企業職業病生成環境、改善工人工作境遇、維護工人權益的責任。但由于法規的排他性，令職業病防治體系自成一統。張海超事件證實，執法部門有選擇地執法乃至枉法裁決的情況時有發生。如果職業病防治法只對防治部門有價值，調查鄭大一附院也就在意料之中。

河南省衛生廳罔顧鄭大一附院提供的寶貴借鑒，僵硬地執行《職業病防治法》，偏狹地將職業病防治建立在專有資格之上，這與職業病防治法例的精神背道而馳。由此暴露的反法治傾向必須要警惕。張海超事件已經說明，就職業病診斷的公正性而言，最核心的是人性。

鄭大一附院為張海超維權實現轉折性突破作出了積極努力，正確的做法不是用法律去束縛它，或將其馴化成系統的一分子，而是以真正的法治精神尊重它作為外部監督的存在，承認這種監督來源的獨立性和完整性。職業病也是病，絕對不該被一部法規所壟斷。假如法律只被用來鞏固對職業病領域的專屬地位，病人的痛苦和無奈就會被利益所遮蔽，法治也將變味。而這些并不是無謂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