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發改委、財政廳近日下發對大理古城和洱海資源保護費收費標準的通知稱，云南省擬對進入大理古城的游客征收每人次30元的古城維護費，以籌集古城保護資金。(《京華時報》8月25日)

與云南大理擬征收游客30元古城維護費一同進入公眾視野的是重慶長江索道對外地游客多收3元費用。二者盡管出發點不盡相同，但是，其落腳點都是指向游客，指向游客的錢包。用當下的流行話語來說，前者是“被維護”，后者是“被外地”。

在筆者看來，云南大理擬征收游客30元古城維護費和重慶長江索道對外地游客多收3元費用，從表面上看是為了追逐經濟利益，而從深層次來說，則是在侵犯公眾利益，并且是給進入風景名勝區設置了高門檻，不利于全體人民對風景資源的整體利用。這里的人民不僅僅是指當地的人民，更包括廣義的公眾。

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任何風景名勝區的建立都是社會進步的產物，是實現私人資源轉化為公共資源的制度安排，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內容是確定了一部分風景資源公益性質。但是，從云南大理擬征收游客30元古城維護費，我們看到了風景資源的公益性質正在被異化，所謂的維護費是在開歷史倒車。

許多國家以景區的低價給公眾提供娛樂休閑場所，回報國民，使公眾從中獲得生態環境和歷史文化的教育，這顯然是明智的舉措。但在我國的一些景區，游客成了被任意宰割的對象，不但要承擔高價的門票，現在還要承擔維護費用，不知道根據這樣的邏輯，風景名勝區會不會與普通公眾絕緣呢？難道風景名勝區的如意算盤就是要讓公共資源日益私人化嗎？

眾所周知，我國風景名勝區的門票定價相對過高，特別是在人均收入中所占份額過高。統計表明，我國門票的平均水平占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國家的10倍以上。這說明我國公眾為享有公共資源不僅增加了個人支出，而且為風景資源的保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允許這種制度安排繼續下去，那么就可能帶來公共資源性質的異化，也與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民收入水平不高的國情極不相符。因此，對于這些隨意宰割游客的亂收費行為，政府和民眾都不能視而不見。

同樣的道理可以放在重慶長江索道對外地游客多收3元費用上。所謂那種對當地人來說，索道呈現的是交通功能，對于外地游客而言，使用索道是享受一種旅游服務的說法，在筆者看來，純粹是一種狡辯和無稽之談。

如此種種暴露了什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樹立風景名勝區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監督的理念，特別是沒有建立公眾共同監督的機制。風景名勝區的利益相關者是一個代表各個不同利益的龐大群體。作為利益相關者，他們既有積極監督的動機，也有積極監督的權利和義務。當然，利益相關者既包括當地人民，也包括外地公眾，任何風景名勝區都不是地方或個人的私有財產。

公眾已經為風景名勝區承擔過度開發和無序競爭的代價，現在，又要承擔維護的代價，將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