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男子孫偉銘無證醉駕致四死一傷，今年7月，成都市中院一審判處其死刑，孫偉銘提出上訴。昨日，法庭二審認定孫偉銘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有悔過表現，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無疑，現在的“孫偉銘”不只是名字，而成為一個符號，一個令人警醒的社會標簽，比如“醉駕”、比如“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審改判，并不意外，這在之前有跡可尋，比如一些法律專家替孫偉銘喊冤，孫家湊齊110萬賠償費后死者家屬簽諒解書等，但對無期徒刑這個結果，輿論反應仍截然不同，有表示可以接受的，也有網友比當事方情緒還激動，認為孫偉銘死有余辜。

任何一個判決，都難以令原告、被告及所有民眾一致拍手稱快。這種情況下，我們當依據法律論事，擯棄過于情緒性的東西。對孫偉銘的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醉駕猖獗的當下，各方都無異議，關鍵是孫偉銘到底是“依法當誅”還是“罪不至死”，輿論始終存有爭議。

不妨看看二審后，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黃爾梅所認為的：孫偉銘的行為與直接故意犯罪相比，主觀惡性不是很深，歸案后悔罪態度較好，積極賠償經濟損失，依法可從輕處罰。

這等于權威解釋了“不殺”的理由。刑罰懲治只是手段，預防犯罪才是目的，昨日，最高法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今后對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放任危害后果發生并造成重大傷亡的，應當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

我以為，這是“孫偉銘”的最大貢獻，他促成社會與司法機關對愈演愈烈的醉駕行為的重視，統一法律適用，強調“醉駕之前，人人平等”，在此基礎上，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才能尋找到治本之道。

我們都該記住作為醉駕符號的“孫偉銘”，執法者以此為鏡鑒，照出日常執法中的缺陷；普通人以此約束自己，不成為下一個禍害他人也傷及自身的“孫偉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