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的《北京晚報》有報道說，北京市延慶縣法院當天審理一起交通肇事案時，對肇事者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認定為自首。與此迥然不同的是，浙江省高院前幾天出臺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不能認定為自首。這就意味著，同樣的一種行為，在不同的省市，會面臨完全不同的司法判決結果。這實在是法律的巨大悲哀。

9月8日，備受關注的孫偉銘案作出了二審判決，無證醉駕致四死一傷的孫偉銘由一審死刑改判無期徒刑。對于二審改判結果，社會各界也有不小的爭議。但最高法院表示，今后再發生醉駕肇事之類放任傷害結果發生的案件，應該統一適用“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我們知道，在孫偉銘案二審判決之前，許多類似的醉駕肇事案，有的是以“交通肇事罪”起訴，有的則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同樣的行為，由于法律適用的不清晰，也存在著罪名的地域差異。

醉駕肇事到底套“交通肇事罪”還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法院一錘定音，想必以后基層法院的判決也將趨于統一，這對實現最基本的法律公平和減少一些司法機關權力尋租意義重大。那么，“交通肇事后報警算不算自首”這個問題呢？我認為當然也不該由各地司法機關根據自己的理解來給出答案，而應該由最高法或最高檢通過司法解釋之類的方式統一標準，否則的話，“浙江不算自首北京算自首”的怪事就會接連發生，最基本的法律公平和法律尊嚴，便得不到保障，而這必然導致法治社會最難堪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