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我國第一代打工者逐漸步入退休年齡，他們的養老保障問題已經開始突兀地顯現出來。

央視《經濟半小時》的新聞說，來自湖南衡陽的易承芳今年54歲，1987年她來到廣州打工，1998年按規定開始參加廣州市的養老保險。本來應當明年退休的她，卻因為沒有達到《廣東省社會保險條例》規定的個人繳費須滿15年的年限而無法領取養老金。在現行的養老制度下，戶籍湖南的易承芳只有兩個選擇，一是選擇退保，領回個人賬戶內繳納的資金和利息，11年的養老保險變成了銀行的活期存款。二是把養老保險關系轉回衡陽老家，但只能轉個人賬戶的資金，單位繳納的資金，由于是統籌賬戶不能互轉，易承芳必須補繳過去11年企業繳納的統籌資金。這兩種選擇，都意味著養老保險制度保障作用的基本失效。

易承芳的養老問題講起來有些復雜，但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是整整一代務工者面臨的養老困境。我國農民工養老保險是在1997年后才開始啟動，而且由于地區之間無法互轉，這就意味著千千萬萬個易承芳將成為晚來且依然割裂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犧牲品。

即便我們再樂觀一點，把眼光投向比他們年輕一點的人，15年的參保年限沒問題，但“無法互轉”卻依然堅挺，在他們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的流動面前，非要用“沒有長遠眼光”來說明大規模退保潮出現的原因，多少有一點強詞奪理的味道。

從解放人的角度來說，市場經濟條件下以經濟為主要驅動力的人口流動總是最先發生作用的。1978年，自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的政策開始，巨大的人口流動潮就成為市場經濟推行過程中最波瀾壯闊的景象。30多年來，從被束縛的土地上向城市流動的人們，脫離了“盲流”的稱謂，成為市場要素自由流動的明證， 成為“人口紅利”的突出體現，成為經濟奇跡和“世界工廠”榮耀的創造者和支撐者，他們仍然不屬于他們工作的城市，他們在主動流動，也在被迫流動。城市化對農村勞動力高度依賴，但城市卻從不主動打開城門迎接勞動人口，甚至對農村勞動力的遷移表現出相當大的不情愿和限制，這一點，我們從不乏例證。

易承芳們的問題，其實是勞動力在實現了流動和解放后社會政策未能及時跟進后果的集中顯現。它現實地證明，在全國范圍內的合法人口流動浪潮已經開始30多年，它所對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還被釘在行政區域的條塊分割中，釘在戶籍制度上，畫地為牢，無法隨人口的流動而自由轉續。

這種巨大反差的本質，就是人為的把城鄉居民直接劃分為在權利、機會和風險方面存在極大差別的社會集團。兩個集團各自封閉，獨自運轉。從進城務工者來說，他們的人生直接斷裂為兩個切面，工作在城市、納稅在城市，而結婚、生兒育女、孝敬老人和養老安居卻要退回所來之地，以另外一種樣態存在。

沒有自由流動就沒有人的解放，這是多年來已成的共識。但人的自由流動，不等于讓人永遠漂泊在路上，永遠被拋在半空中，無所依托，風險自擔。說到底，自由流動是解放人，不是像用零件一樣，報廢了，扔掉，再換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