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導師很快寄來了第二稿，并要求我與他共同完成這篇文章。在這一稿中，他作了很多的修改，尤其是修改了“政治資本主義”這個命題。政治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在東歐一度十分具有影響力的命題，認為東歐劇變之后，那些黨政高官趁機聚斂財富，成為了這些國家的新興的大資產階級。不過這個命題在匈牙利已經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了，因為這個國家里最富有的人，絕大部分來自原國企的廠長經理們。盡管富商們也要和政客們處好關系，但更多的時候，是政客們有求于富商，尤其是拉競選贊助的時候。可以說，匈牙利的政商關系已經和大多數所謂民主國家沒什么區別，資本家才是真正的幕后老大。甚至在有的國家，比如泰國，“首富”通過選舉成為總理，也不是沒有的。

進一步地挖掘更發現，即便在被認為最腐敗的俄羅斯，“政治資本主義命題”好像也不太準確。“寡頭”們出奇的年輕，2008《福布斯富豪榜》前10名里竟然有7個人不到50歲(另外兩個一個53歲，一個58歲)。也就是說，在1991年蘇聯解體的時候，這些人只是在33歲左右，暴富的時候也就是30至40歲，在一個論資排輩的國家里，這些人顯然還不足以占據什么政治上的高位，因此也不可能把政治權力“直接地”轉化成私人財富。當然，俄羅斯富豪的真實情況也許要比這個復雜，也許很多官員在任的時候就積累并藏匿了巨額的財富，比方說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早在1996年時就估計俄羅斯時任總理切爾諾梅爾金的財富達到了50億美元，但這種估計從未被證實過。不過既然我們只是在而且只能看看那些“被認為是最富有的人”是如何積累財富的，所以像切爾諾梅爾金或者葉利欽家族這樣的案例，可以暫不考慮。并且至少，那些公開的最富有的俄羅斯人里，很少有前蘇聯時期的高官。此外，俄羅斯實行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從中也沒有發現哪個現任官員可以躋身最最頂級富豪的行列(雖然他們大多數也都是富人)。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俄羅斯的富豪們靠的都是自己的本事。相反，幾乎每一個寡頭，都與最高層的官員有著公開的庇護關系。在葉利欽時代，與葉利欽家族攀上關系是最重要的。而普京當上總統后，那些能證明自己對普京忠心的寡頭就能保住財富，對抗的則會穿上小鞋甚至被捕，他們的財富又會被重新分配給對普京集團忠心的人。在2008年俄羅斯最富有的十大富豪中，沒有一個人是從創立中小企業起家的，也沒有一個人沒有和高層建立公開的親密關系。大體上可以說，俄羅斯最頂級的富豪，需要首先建立聯邦政府層級的政治庇護關系，然后再利用這種關系，向地方層級滲透和擴大他們的影響和財富。

至于中國，雖然誰都知道靠人脈關系是條捷徑，但不是隨便什么靠中小企業起家的私營企業家都可以做到這一點的，哪怕對那些“富豪榜”上耀眼的明星來說也是這樣。更現實的版本是:先認識地方上的干部，再通過這些渠道，建立更高層次的“人脈”，尤其是，如果早年結交的地方干部能夠不斷地“更上層樓”，同時自己也獲得越來越多的政治頭銜，那么，全國性的影響也就慢慢地建立起來。不要誤解我的意思，結交地方干部并不一定就是腐敗，而可能只是一種“地方增長聯盟”:企業家結交官員以獲得相應的資質或資金，地方官員為了當地的GDP增長給相中的民營企業家以扶持。這在房地產領域尤其明顯。房地產商在頂級富豪中的比例，同等級經濟體中，沒有哪個國家能比得上中國。2008胡潤“百富榜”名列前10名的11個人中(有兩人并列第十)，有6個人在房地產業有著龐大的投資，甚至房地產就是其惟一財富來源。從2004年到2008年，房地產商在“百富榜”中的比例，也是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分別達到了23.40%、24%、25.5%、28%和45%。無須過多的解釋，明眼人都知道地方政治在房地產市場中的重要性。可以說，中國最富有的私營企業家的政治關系(不管這種關系對經濟和社會是有益還是有害)，是建立在“地方增長聯盟”基礎上，“自下而上”地搭建和鞏固的，與俄羅斯“自上而下”地滲透和奪取正好順序相反。

再一次的，不要誤解我的意思：經商的人和從政的人交朋友，并不是什么羞恥的事情，也不都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在任何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里，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間的互惠，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某種意義上是穩定的商業環境的基礎。區別只是在于互惠的方式，尤其是誰更占據主導地位，誰更有求于誰。匈牙利等中歐國家的“富豪榜”的穩定性是非常顯著的，好幾年來，排在前10名的人幾乎都沒什么變動。在經濟力量需要政治力量庇護才能得到保障的地方，經濟上層階級的穩定性就會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威脅。